“颈”和“项”的关系
据吴宝安（2011：76—85）研究，西汉{脖子}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颈”，不仅使用频率最高（95例），而且用法也有相应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组合。“项”在西汉用例不多（15例），但用法有所发展。据龙丹（2007），魏晋时期代表词仍是“颈”，“项”的用例数不到“颈”的1/4（41：183）。我们抽查了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几种代表性文献，可以证明当时口语基本上说“颈”，“项”少见。
表 2
由此看来，在战国后期“颈”取代“领”成为主导词之后，两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基本延续这一局面。
但是到了隋唐时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王毅力、徐曼曼（2009）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口语性较强的唐五代文献中，泛指“整个颈部”的“项”的用例非常多，甚至超过了“颈”。……另外，唐五代文献中，“项”和“颈”还经常同一位置交替出现，呈现出混用的局面。……唐五代时期“项”在一些作品中频繁使用，可能是北方方言成分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而“颈”在具有南方方言色彩的作品中占明显优势，如《祖堂集》。但到了宋代，表“颈”义的“项”没有继续唐五代的发展，还是趋于萎缩。
方云云（2010）则认为：
唐宋时期，脖子语义场的主导词是“颈”和“项”，二者在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上难分伯仲，在语法功能和义域等方面也表现出一致性，它们共同作为主导词主宰着语义场。
她在统计了义净译经、王梵志诗、《北齐书》、《祖堂集》、敦煌变文、《旧五代史》和《五灯会元》7种唐宋文献的使用情况后指出：
“颈”和“项”在各文献中的使用频率不一致，有的文献中“项”较高，有的则是“颈”较高，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正是因为当时“颈”和“项”在语义场中的地位相当，使用哪个词更多地取决于用词者的使用习惯，这才造成了当时各文献使用情况的不一致。
由此可见，对“颈”和“项”的关系，王毅力、徐曼曼（2009）和方云云（2010）看法不尽一致。下面我们选取一些代表性文献，对隋唐宋时期{脖子}语义场的用词情况重新做一个考察。[27]
表 3
② 敦煌变文依据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
③ 指《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
④ 其中1例有异文：乌头门—乌颈门。
隋唐时代的分布看不出明显规律。隋阇那崛多所译《佛本行集经》中，“项”是“颈”的两倍多，虽然各自有一些固定搭配，但总体而言词义和用法看不出明显差别，[28]正如《左传·襄公十七年》孔颖达正义所说：“颈之与项，亦一物也。”王梵志诗和《游仙窟》有“项”无“颈”，《朝野佥载》也是“项”远多于“颈”；但是《韩愈全集》根本不用“项”，16例全是“颈”，《广异记》“颈”是“项”的三倍，唐人《五经正义》及《汉书》颜师古注等多用“颈”来解释同义词“领，脰”等，而很少用“项”，《全唐诗》也是“颈”大大多于“项”；而方云云（2010）统计的义净译经则两者基本持平（颈53，项57）。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共时共域的语言系统中，表示{脖子}只需要一个主导词，要么用“颈”，要么用“项”，要么用“颈项/项颈”这样的双音形式，不大可能同时使用“项”和“颈”，这在今天的活方言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上述这些复杂的差异看来并非单纯的时代因素或地域因素所造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29]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自敦煌变文以下的晚唐五代宋文献中，“颈”和“项”则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敦煌变文一律用“项”，[30]而《祖堂集》《朱子语类》和《五灯会元》这些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文献都是“颈”远多于“项”或者根本没有“项”。[31]
王毅力、徐曼曼（2009）推测“颈”和“项”在唐五代可能存在南北方言差别，此说有理。“项”为北方方言词从敦煌变文看得很清楚，同时，元代〈脖〉兴起之初，几乎都是“脖项”连文，可见在北方，〈脖〉之前是“项”，今天“项”在新疆、甘肃、陕西和山西一带还有比较集中的分布（详下文）。“颈”为南方方言词也可以得到《祖堂集》《朱子语类》和《五灯会元》这些文献以及今天方言分布的支持。比较复杂的是《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的8个例子，它们集中出现在6篇所谓“宋人话本”中，大概是南北方言混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