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瓦·安年柯夫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月6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我万分感谢您12月28日的亲切来信。您对蒲鲁东著作〔1〕的意见，以其正确无误、清晰明白，而主要的是现实范围内的意图，对我起了真正振奋精神的作用。被抽象思想的虚假光辉所迷惑的危险常常威胁着我们，因为我们经常受到诱惑，把十足自我陶醉的学者的华而不实的学说当作科学和哲学的最新成就来接受！在这个时刻传来的友好的声音，使我们回到经济和历史的事实上来，给我们指明这些事实的实际发展，这种发展比起纯粹范畴和逻辑矛盾的臆造发展要有意义得多，——最后，这一声音会摧毁那种脱离生活、历史和真正科学的体系的异常复杂的基础本身，——这样的声音由于它的有益于健康的作用而完全应该受到我们的感激……亲爱的马克思先生，您最近的这次来信完全补偿了您的长期的缄默。我一再反复阅读它。同时，您在回答我最初提出的一些问题时的热情，使我敢于再向您提一些问题。首先，在承认蒲鲁东的经济进化分类法是任意武断的以及他以理论来否定实践或则反之的方法（一种类似循环论法的东西，把人弄得糊里糊涂）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我仍然弄不清楚，他著作中的批判部分是否值得予以认真的注意。他令人信服而有力地批判官方经济学派的某些原理，所有受到蒲鲁东抨击的人都十分清楚地明白其份量。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就拿他对路易·勃朗学说的抨击来说吧，这些抨击在这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无疑将有助于使这个学说永远威信扫地。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认为他的著作非常有利于法国，不过，在我看来，他做的还更多。他敢于对一个在自己最革命的幻想中不超越93年[1]和罗伯斯比尔制度的民族说——他敢于说，任何一个在国内孤立的政府都是不道德的。这些原因加上另一些原因，也就引起了那个沉默的阴谋，而蒲鲁东现在就是阴谋的牺牲品。根据默认的协议，所有政党都坚持不提他的著作，可是，仇恨和愤怒却在企图掩盖这些感情的努力中流露出来。在蒲鲁东的这种孤立中仿佛有一种伟大的东西。您要知道，亲爱的马克思先生，必须要有权力，而且要有很大的权力来让别人仇视您。由此我得出结论，蒲鲁东的著作即使对经济思想的普遍发展没有很大意义，然而，在涉及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和倾向方面却没有丧失其重要性。

用不着多说，我是多么焦急地在等候着您的作品问世〔2〕。而现在我要花很大的力气来抑制自己向您提出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越来越经常地给自己提出问题：共产主义是否要求拒绝某些文明财富，放弃某些得来不易的个人特权，最后，它是否要求具有很难达到的高水平的公共道德。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美好的，可是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了。它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推行和试验，就象任何其它在社会中强制推行的革新一样。蒲鲁东的一些反对意见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不过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是否给我说明这些问题，完全听您裁夺。

请原谅我这封冗长而荒唐的来信，并请允许我再一次衷心地感谢您最近一次来信中所作的宝贵说明。

忠实于您的　巴·安年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