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弗·丹尼尔逊致马克思

197　尼·弗·丹尼尔逊致马克思

伦　　敦

1881年2月24日（3月8日）于圣彼得堡

尊敬的先生：

十分感谢您亲切的来信。知道您身体正在康复，这使您有充分的精力来实现您的科学目的，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还使我感到愉快的是，《改革后的经济》一文〔1〕引起了您的兴趣。我将怀着急迫的心情期待着您较详细地评论这篇文章。由于这篇文章是预定供杂志刊用的，所以写得很扼要，可是，正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扼要的东西并非总是好东西。各种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没有说清楚。我曾预料有一部分评论家会在这方面进行非难，但是在这里我迄今都没有遇到任何非难。我不能说，文章没有引起人注意。有四家彼得堡“杂志”曾约我撰稿，但直至今日文章一直受到抵制。在对一篇友好的评论的答复（很短）中，我试图说明，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工人的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过程转变为资本。（这一期明天就要出版了。）〔2〕

“地主债务的惊人增加”[1]应该能补充新经济条件产生的一般情景，这些条件只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才能得到发展。我本来有机会引用涅克拉索夫如下的诗句的：

巨大的锁链已经被扯断，

已经被扯断，

它的一端打在地主的身上，

另一端打击了庄稼汉[2]。

可我把它忘掉了。

英国学者（切姆别尔斯、阿尔奇巴德、约·阿·勃罗翁、希勒、勃莱克弗德、麦尔德文等等）关于太阳黑子的频率和气压、雨水、饥荒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术著作，促使我去研究这些因素对俄国所产生的影响。您的来信指出了完全可以用自然因素的作用来解释的年限不长的小周期。“大象我倒没有注意到”[3]。

拉法格先生出色的文章〔3〕　将在《新观察》第三期上发表。至于我是怀着怎样的兴趣读完这篇文章的，这一点我就用不着向您讲了。照我看，这篇文章将会及时发表。内容一个字都不会改动。我迫切地期待着它的续篇。（稿费将于三月中旬该期杂志出版时寄去，一印张大约十六卢布。）

朗凯斯特教授的著作《论退化》〔4〕 还未译成俄语。

我通过电报和“我们共同的朋友”[4]保持着联系。他的来信遗失了。邮局的来往信件走得很慢：寄往彼得堡的信要走六十或七十天。我每天都在盼望他的信。

今天《秩序报》〔5〕（我想是考夫曼）写道：

“国家银行里的存款额”（这一栏是在《改革以后的经济》的影响下出现的——这也好）“达到了107600万卢布的巨额数字，这样的增长表明商业进程不正常，表明存在着找不到更有效的使用的资本”（？！？）

照我看来，这样的增长速度实在太慢了（1879年增长了15000万，1880年只增长4300 万）。

在我的小册子63页（注释）上我说过：“危机将怎样显露出来，这是我们无法预言的”。如今这方面已经露出一些苗头来了。谢尔多勃县的旧斯图坚诺夫卡有人写信给《萨拉托夫小报》（《呼声报》1881年第14 号）说：

“这个村里的大部分农民，由于越冬作物歉收，穷得不但无钱付税，而且连吃饭也很困难，而我们的政府正在强迫农民以极低廉的价格把自己的份地，即他们将在就要来临的播种季节里耕种的土地让给富农。例如，在旧斯图坚诺夫卡，有一些农民个人拥有的份地四十分之三俄亩（40×80）以及分树林时得到的木柴和割草时分到的草地，这一切总共只卖11卢布，而租种土地一俄亩的租金就超过10 卢布。”

另一个例子：

“在《辛比尔斯克自治会报》上刊登了六位议员的见闻录，内称注意到了在辛比尔斯克省出现的收买农民份地的倾向，这种行为在人民中得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收买死魂灵’。这类收买活动正在破坏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他们现在正在徒劳无益地同破坏他们的福利的人进行斗争。这类交易是这样进行的：每一个向县金库交纳了全部应交的赎地贷款的户主有权要求在一个地方划给自己一块与所交金额相符的地块。在《条例》颁布后的最初十年里，那时土地的价值只略微超过关于赎地的《条例》所规定的价格，想要赎地的人是不多的。而在最近，随着地价上涨（在辛比尔斯克比《条例》规定的价格高出一倍，而在北方各县高出二倍和三倍），以及地租在同样程度上加重，赎地风气就大肆盛行了。赎买……地块的权利并不是有利于爱惜每一寸土地的勤劳的农民的，而是有利于那批最近才有权有势、而过去在俄国默默无闻的人（也就是社会的新栋梁）的，这批人与人民格格不入，自私自利，粗野狡猾，对他们来说，侵占公社地产是进行罪恶剥削的方便手段。每个农民，不论是偶然变穷还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破产，都会落入当地收买份地的富农之手，富农用农民的名义去交纳赎金，这样就以合法的手续把划出来的土地攫为己有，而变穷了的、已经没有土地的农民及其全家就成了农村协会的沉重包袱，因为他仍旧是农村协会的成员，协会有责任替他交付他应交的所有租税，当然，土地赎金除外，而将来当他失去劳动能力时，还要按法律照顾他。过去未经政府特别允许不大相信自己有权共同重新分配公有土地的各农村协会，近年来开始利用赋与它们的这个权利。按照所谓活魂灵而不是按照纳税花名册即死魂灵来重新分配，这是当前全体农村居民的要求。从农村协会这样匆忙地按照活魂灵来划分土地和这个运动如此迅速地扩展到一省的几乎全体农村居民这两点来看，反映出一种自卫感、一种想要即使不能制止，也要限制受到人民增恨的剥削者掠夺公社土地的愿望。但是收买份地的人以同样快的速度和更狡猾的手腕干自己的勾当，抢在重新分配公社土地的条例得到批准前利用花名册上的人口赎买土地的方便”……（《政府公报》第39 期，1881年2月18日）

您已经在《唐波夫省统计资料汇编》第22页上看到——《农民地产的形式》，唐波夫，1880年：

“大多数协会发现不可能给新成员分份地”（旧的户主在长时间里赎走了自己的份地），“因为土地极少，因此谁也不愿意放弃一块自己的份地”。

由于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瓦西里契柯夫公爵鼓起勇气说：

“一旦让户主和协会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事实：一些聪明、节俭、有自制力的人富裕起来了，而那些没有能力或是力量单薄的，贪图享乐的人贫困起来了”（《农村生活》第19页）。

时髦的英国哲学家Г·斯宾塞完全操着同一个调子说：

“正如发展起来的工业化主义削弱了礼仪的严格性一样，在这里它在逐渐破坏军事制度造成的阶级划分，而代之以另外的、表明来源于能力差别的职能整别的划分”（！？）（《论政治区别》）——《哲学评论》1881年第2期，第151页）

多么卑鄙！

谨致深切的敬意

您的　尼·丹尼尔逊

我想，您已经收到了杨松的书〔6〕 和其他一些统计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