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卡·哥尔布诺娃致恩格斯

177　敏·卡·哥尔布诺娃致恩格斯

伦　　敦

1880年7月25日于比阿里茨

尊敬的先生：

您的来信收到了，谨向您致以最真挚的、最深切的谢意。我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您不仅给我写回信，如此乐于给我以帮助，而且您对这一问题是如此严肃认真，认为需要和我们深深尊敬的马克思先生就这一问题交换一下意见。七年来，我经常自问：单枪匹马一个人，既无钱财，对社会上的事情又毫无影响，这种人在当前情况下能有什么作为呢？何况他又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唤醒人民的觉悟，来对公共福利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种人能有什么作为呢？我经常感到苦闷，觉得好象没有必要努力，我正在做的事情实在微不足道，但是有一种思想支持着我，就是贡献少总比什么也不做好，所以我还是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请您想一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象您这样的殷切关心，而且也正是来自您的殷切关心，对我该有多大的影响啊。我再一次由衷地感谢您，并将愉快地采纳您的各项建议。我还请您单独转告马克思先生，他的大作《资本论》在俄国广泛传播，不仅在学者中间，而且更多是在对社会科学和人民的处境多少有点兴趣的人们中间传播；很多男教师和女教师都在读《资本论》，就是说，那些对自己的职业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在读《资本论》。但是读《资本论》的人越多，书中所阐述的原则被读者和青年掌握得越多，这部著作在我们那些检察官和法院侦查员那里的名声也就越坏，因此，近来在法院开庭时发生了一些十分可笑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这部书是一位亲爱而又深受尊敬的老师。

尊敬的先生：上次我忘记告诉您，我手头还有1870年、1873年和1876年国会关于初等教育的一些法令，其次，还有《1878—1879年教育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以及乌阿特学院和实用艺术学校的课程表及讲演目录。所有这些材料是在我动身之前不久才收到的，因此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它们。

我在比阿里茨将住到八月六日，由这里动身去巴黎一星期，然后我便回莫斯科。我在莫斯科的地址是：莫斯科　莫尔恰诺夫卡大街托波罗夫大楼。我对您提供的每一条消息，对您的每一点指示都将万分感激。关于美国学校的情况，我读到的不多，我只知道伊波的著作和施图德尼茨的题为《北美工人生活状况》那本书〔1〕，因此，我非常感谢您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更为详细的资料。

尊敬的先生：请允许我比较详细地向您介绍一下我研究的目的。由于这些研究可能取得实际结果，从而不仅对我一个人，对我自己有意义，所以我渴望您对某些观点加以评论，渴望听一听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否则的话，我当然是不敢冒昧地浪费您的时间的。关于我以往种种失败的尝试，我就不给您叙说了，不过只提一下，今年春天以前，我的工作只是局限于教学方面。我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好我的学生，不是强迫她们死记硬背，而是发展她们的智力，把实际知识传授给她们，将她们培养成广义上的优秀工人。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证明，我的努力并不是毫无结果的。我的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研究职业教育问题上。去年春天，技术知识普及协会教育组的一位成员，就女子技工学校问题作了一次公开的报告。我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对演讲者的大量华丽词藻、肤浅的知识以及报告内容的空洞无物，我不能不感到惊讶。对报告的讨论更是妙不可言。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尽管我很胆怯，而且不喜欢当众发言，但在休息时我还是去找了主席，要求允许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因为有些委员知道我在好多所技工学校里任教，所以同意我发言。由于我发表的某些意见，进一步的讨论推迟到了秋天，因为原来大多数与会者对所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秋前，我准备了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职业教育概论，第二个报告——关于女子技工学校问题，随后，在去年十月和十一月，我作了这两个报告。然而，委员会委员，协会主席和某些成员陷入私人争论如此之深，以至对两个报告根本不予讨论，委员会放弃了自己的全权。我不知道往后协会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报告毕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注意，而且引起了地方自治会议某些议员的兴趣。他们要求协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并制定对成年人继续进行教育的农村学校的计划和为我国从事手工艺这种副业的农民开办农村绘画学校的计划。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些事没有办到，因为协会太忙于内部争吵了。一位地方自治会议议员从地方自治局那里为女子师范学校弄到了每年一千卢布的拨款，这所学校的女教师要学习实用绘画和缝纫。不过尊敬的先生，请您别以为我认为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凭我的切身经验，我十分清楚：您说事业的成功在大多数场合都取决于执行者的人格，这话说得多么正确。我只是想向您表明，至少是已经跨出了第一步。在这之后不久，我收到了一份邀请书，请我参加讨论一个新成立的协会章程的会议。邀请书中说，协会的目的是为没人管教的，目前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开办一些小型工厂。协会是由一个姓希尔科夫的公爵建立的。由于我本人是在上等贵族家庭里受教育的，而且后来对贵族圈子里的生活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对这个阶级，对它的一切慈善活动，总之，对类似协会，我实在感到憎恶，但是我想：拒绝参加，可能会由于个人的想法而错过作一些事情的机会，这就不对了。于是我去了。我好不容易弄到一份协会章程草案。协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它已经完全组织好了，而且是与世隔绝的，它只准备在形式上让人确认早已通过了的决议。章程第一条就说：协会的宗旨是组织一家小型工厂，让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那里先学习机器织袜。这样，孩子们将自食其力；一部分收入将用来支付孩子们的生活费，另一部分用来弥补购买机器等物的开支，还有一部分用作建立新的小型工厂的基金。随后，当资金增多时，便开始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和学神学（不规定学算术）。小型工厂接收六至十四岁的孩子。其他情况我就不再赘述了，尽是这一套。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立即离开会议。我憎恶这些人的行为，他们恬不知耻地创建协会，以便在基督之爱的幌子下组织这类小型工场。但就在那时，会议宣布开始了，大家一致赞同选举公爵为主席，在与会者友好的掌声中宣读了章程。我忍不住了，便请求允许提几个问题，这使大家感到十分惊讶。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还弄清楚了以下情况：公爵已经组织了一个小型工厂作为试验，已将十一个六至十岁的孩子安排到那里去了。在顶多不过两周的时间里教孩子们干活；他们一天劳动六、八、十个小时。但是，据说，孩子们根本不累；他们暂时还不学习。他们挣了许多钱，因此据说结果很好：他们吃得饱饱的，睡在房间里而不是睡在大街上，因为他们正在养成劳动的习惯，所以他们的道德状况在好转。——听到这一切而默不作声我办不到。尊敬的先生：我不向您重复我当时所讲的一切，但如果您考虑到我不仅读完了您的著作和马克思先生的《资本论》，而且，凭我自己的理解，掌握了其中所阐述的那些原则，况且我是真诚地热爱人民和尊重人民权利的，那么您自己也能想象得出我说了些什么。对我的攻击接踵而来，但是我读了那么多东西和反复思考过许多问题不是徒劳无益的：反对我的观点的一切意见我都能够援引权威人士的见解予以答复。最后我终于争取到了由我改写规定协会宗旨的那一段条文。在这之后应当收集签名，也就是说应当进行表决，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文本。结果也就这样办了。公爵坚持要参加者在表决时互相代替签名，可是即使如此，票数仍然刚好分成两半，而只有作为主席的公爵的一票决定了他的草案获得通过。可是其余的人已经无法让步，于是只得退出协会。从此以后，协会就无声无息了，虽然工厂继续存在。

假如事情就到此为止的话，那我也就不会写信告诉您这些了。其后的事我只谈一些主要的吧。在这个协会的会员中有一位莫斯科县地方自治会主席，这位先生向我提出了以下建议：六十年代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旨在促进国民教育的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已经有六年没有开过会了，部分原因是，对于联合会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来说，时间不合适，再则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但这个联合会有一万卢布的资金没有动用，主席建议我认真地深入研究一下职业教育中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到时候他将召集委员会开会，以便选举我当委员，随后我应当就提到的一些问题作一次或几次报告，以后将建立一个委员会，由它来讨论在因土地贫瘠而手工业十分发达的莫斯科省应该开办一些何种类型的学校。这方面需用的钱是有的，而且毫无疑问，还可以再弄到。在莫斯科，地方自治会统计局已经存在好几年了。统计局就地产的性质、农民的状况及农村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等问题，提出过一些十分详尽的研究报告。统计局至今还在继续工作。其大部分著作已经出版，由于这位先生知道我正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解这一领域内的一切事物，所以他决定，有我参加或许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这个人在地方自治会里属于反对派，我不止一次听说，他为了在县里开办学校做了许多事情。我本人对他了解得很少。这些先生们最初坚持要我尽快同意他们的建议，但对此我缺乏必要的信心，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今年秋天之前我不可能研究出任何东西。这个任务的理论方面是概述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取得些什么结果，职业教育的必要性等——所有这些都是问题，在适当的程度上回答它们对我说来倒也没有多大困难。比较难的倒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向我提出，但我希望在开始工作之前对这一问题给自己作出一个回答。这是一个应如何使新时代的要求即大工业的要求与我国农村的条件、与手工生产相一致的问题。农民用非常原始的工具在自己的农舍里劳动，他所以能够活下去，只是因为除了这种劳动以外，他还有土地的缘故。但是土地无法养活农民。农民从村社分得的份地少得可怜，土地多半需要肥料，而牲口不足，赋税太重，简言之，农民必须有副业收入。他们就搞手工业。在莫斯科省有制刷工、制帽工（用羔羊皮做帽子）、玩具匠、细木工、陶器工以及其他手工业者，他们的人数比上述各种手工业者少。现在我手头没有统计表，不然的话我可以约略地指出，独立劳动的百分比是多少，为其他农民企业主干活的百分比是多少以及给农民当雇工的百分比又是多少？究竟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一课题呢？在促进最适合于大生产的那些工业部门的职业教育的同时，如何避免促进使用完全脱离土地的工人工厂生产必然发展呢？所有备受赞扬的措施：对成年人继续进行教育的学校、教实用绘画、流动展览、信贷机关、采购原料的各种联合组织、成品仓库等——所有这些措施，根据我在德国观察到的情形来看，带来的好处不多。手工业，确切些说，从事手工业的人，到处都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况之中。该怎么办呢？走人所共知的道路，去试验早已试验过的一切，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发展、教育人民上去，以便人民将来能自己寻找并找到出路呢？还是另有一些我没有看到而且迄今为止谁也未能给我指明的道路呢？有人对我说，钱是有的；但我担心这些靠穷人的劳动挣得的钱会被滥用，会被用来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实验。正如您看到的那样，这个想法使我感到苦恼。我很想把这一问题弄清楚。

尊敬的先生：我甚至没有勇气把自己的信再读一遍。我感到在信中写了许多废话，因而这只会浪费您的时间。但为了有益于事业，我请您能予以谅解。

致最深切的敬意。

敏·哥尔布诺娃

又及：假如您能告诉我达·柯斯特先生的地址的话，那就帮了我的大忙了。我非常想听一听关于某些学校，尤其是关于土尔奈福特街的一所学校的情况介绍，因为在那里进行了初等教育和所谓手工教育相结合的试验。1877年我在巴黎期间虽然有介绍信，可是许多事情都没有办到，尤其是我想进一步了解成衣和衬衫的大生产情况，也未达到目的。我曾想当一名女工，以便亲自看一看劳动分工、机器使用等达到何种程度。但是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我还是没有能做到这一点。而为了进一步熟悉技工学校教学活动的安排情况，我也不得不到那里去当一名学生。

请允许我再谈一个情况。我们那里有一派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把手工业生产转移到大工业轨道上来是并不困难的，只是有一点差别，即农民们（由于我国的气候条件）只能利用农闲时间从事工厂劳动，也就是说，视农村的地理环境而定，一年中有5—8个月的时间，同时主持企业的还要不是工厂主，而是农民自己的团体。姑且不说，从我国的条件来看实现这样的人为措施多么困难，我想，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企图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参加生产的工人简直会变成企业主。我们这里工人出身的工厂主是些最坏的工厂主。他们不仅更多地压迫和剥削工人，而且他们工厂的装备比别的工厂都差，以致这些工厂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坏的。众所周知，从前的劳动组合——共同寻找并承包木工活、泥瓦工活等等的工人小组，如今不仅在城市里完全变了样，而且在农村里也完全变了样。现在，劳动组合多半是由所谓承包人组成的，他们先独自承包一项合同，而后招募工人完成包工任务，并付给工人工资，但完全不是把所得的全部金额与工人一起分享。许多人都指出我们现有的村社；这里不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地方，但是，我要再指出的只是一个情况：近几年来，如果哪一个村社买进土地的话，那末这块土地不会被认为是属于村社所有的土地，除了少数情形以外，这块土地会在村社的某些成员之间根据其所提供的款项作相应的分配。这种情形肯定是人所共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否指望：如果正在从事手工业（它必然要转变为大生产）的农民获得信贷，他们将建立享有平等权利的团体，而不是组成合股公司，这种合股公司，正如大量事例所表明的，要么转变成有几个而不是一个老板作主的工厂，要么它的成员一旦发了财，便就此散伙，合股公司也就转归另一个私有主。我怀疑，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会出现什么不同的情况。

每当我开始实行某项措施，就会产生一些疑虑，假如我想把所有的疑虑都告诉您的话，那末我就会没完没了地说下去，可是我担心，就是现在这样已经过分滥用您的耐心了。尊敬的先生：假如您允许我在特别难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向您请教的话，那末我将万分感激您。我之所以如此渴望了解别的国家里对这桩事情的安排情况，是因为我想在那里寻找起点。

致由衷的敬意。

敏·哥尔布诺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