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伊·吴亭致爱琳娜·马克思

74　尼·伊·吴亭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注意　

第7号[1]

1872年8月14—19日于瑞士（土恩）

机密

亲爱的妹妹：

我这样长时间不写信，当然只能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要知道，我没有给您写信，也没有给我的朋友恩格斯写信确实已有几个月了，我好象已经收到了恩格斯两封信〔1〕。

昨天我收到了您寄到日内瓦的信〔2〕，我感到极其惊讶，您对我的遭遇竟一无所知。妹妹，由于我没有得到您对我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的片言只语，我本来也猜到这一点的，但我还是认为，除了我以外，伦敦和日内瓦之间的通信是比较频繁的！意识到自己可能死去或者被杀害，而竟然无人通知您，真叫人感到伤心。

是的，妹妹，巴枯宁分子干出了好事。请听我说，并请原谅我讲的很简短：我的一只眼睛还痛的很厉害，就连这封信，也不得不分几次来写。现转入正题吧。

您知道，我离开了日内瓦，先到了苏黎世，一来是为了求医，二来是为了对苏黎世支部（一个差劲的、可怜的支部，不善于组织工人！）作些了解。我刚到苏黎世还没有住定，6月18日半夜11点半，我偶然独自一人回家，没有带枪，就遭到了八个人的袭击。我想避开第一名袭击者，把他甩开，心想他也许是一个醉汉，也许是一个认错了人的德国大学生，于是我又向自己住的旅馆（Hotingerhof）走去。拳头突然从身后和两旁象冰雹那样朝我头上打来。斗争持续了几分钟。但一个人在黑暗中要对付八个人，这怎么行呢？我甚至看不清楚这八个人。他们把我推向正在施工的运河附近的一堆石块。就在这里他们用石块猛击我的前额，打伤了我的右眼和鼻子；我快要昏倒了。袭击我的那些人当然是盼望着这一时刻，以便把我打死。但幸而就在这时，来了四个德国大学生，袭击我的人就溜掉了。

我的德国救命恩人把我送到我的朋友阿尔提尤家里。我在那里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星期，得到了两名眼科医生[2]的照料。他们挽救了我的眼睛，但……没有完全治好。右眼（这是我较好的一只眼睛）受了内伤，这是不可能彻底治好的。今后由于紧张、疲劳过度、受到刺激或任何打击，随时都有瞎掉的可能！现在，眼睛还很痛，瞳孔放大，因此，我看一切东西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是在想尽一切办法连续医治了七个星期以后，袭击所留下的后果。

同时，在这次事件发生后仅仅过了几天，我不得不起床同妻子[3]一起料理我哥哥——原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的丧事。他到了苏黎世，因患肺癌而在这里逝世。我的弟弟叶夫格尼伊，若昂纳尔的朋友，因决斗而有被法院追究的危险。他由于政治案件而在决斗中一下打死了自己的对手[4]，文学界的一名官员。在这次政治案件中，我弟弟作为律师替一名因散发传单而被判处驱逐出境的青年辩护，而我弟弟的对手在这一案件中扮演了一个两面派的角色……！

现在，企图杀害我的是谁呢？譬如说，是俄国政府的暗探吗？不，妹妹，是巴枯宁的奸细。我可以断定这一点，并允许您到处去讲。凶手们在袭击我时，接连用俄语，用拙劣的俄语发音辱骂我。这是些塞尔维亚人。我的见证人——德国大学生——认识其中的一个人。另一些人看到，从10点钟开始，这伙匪徒就在这场戏演出地方的附近守候着一个人（我），还有些人极其肯定地说，有一位先生，自称是图尔斯基的波兰人，也在袭击我的人中间。这个图尔斯基向别人叙述这次袭击事件是如此的详尽，以致使他难于否定自己是参与其事的。顺便说一下，图尔斯基是苏黎世的斯拉夫人支部（未被“国际”接受）〔3〕章程的三个签名者之一。就是这个人曾带着专门的全权委托书于冬天前往慕尼黑，要在那里也组织一个分裂主义的斯拉夫人支部。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是一个波兰青年。他写信给我说，图尔斯基在预备会上侮辱马克思和我，想使自己的听众相信，领导国际的是犹太人（这是巴枯宁在《汝拉简报》一篇诽谤文章中发挥的题目）。图尔斯基遭到了失败，回到苏黎世。所有波兰人都清楚地知道，他是个坏蛋。尽管我知道资产者是不会替我办什么事的，我还是向法院提出了控诉。就在这时，巴枯宁急忙亲自赶到苏黎世，现在他正在大学生区溜跶，陪同他的恰恰是那些塞尔维亚人、图尔斯基和一些被法院侦察员不无理由地怀疑是袭击我的人。不容怀疑，积极参加袭击的还有亚历山大罗夫（这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以前住在日内瓦，后来认为在苏黎世组织一个秘密的（！）俄国小印刷所对他较为方便。他那个印刷所里就有几个塞尔维亚人在工作（！），大概就属于那帮匪徒。这个亚历山大罗夫也是涅恰也夫——吉约姆——巴枯宁匪帮的一名成员，他正是由于这个身份而极其痛恨我。（涅恰也夫现在也在苏黎世，但我一点也不清楚他目前和巴枯宁之间的关系。）也许，巴枯宁到这里来，是为了设置一个新圈套；同时，根据《简报》上发表的纲领，您可以不难相信，他在苏黎世成立了一个分裂主义的波兰人支部。毫无疑问，他这样干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己方面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4〕。最好能详细询问一下那些波兰工人的姓名，并到苏黎世的瑞士人支部委员会那里去查问一下他们的情况……

因此，我不写信的秘密就在于：仅仅在几天以前，我才被准许写字和看书，而我最感遗憾的是，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已经临近。很有可能，巴枯宁分子袭击我，企图哪怕是把我的眼睛搞瞎，使我不能象在关于涅恰也夫案件内部通报中所许诺的那样进行揭发。他们已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我连考虑出版反对他们的小册子也不可能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在代表大会以前印刷和分发这种小册子了。这使我非常遗憾，但我打算做以下一些事：起草一份向总委员会提出的书面报告，阐述国际的分裂（分裂的起因和后果），特别是揭露分裂的为首分子和策划人——巴枯宁……我不得不在这里把信中断了整整两天。您看，我要多写一些还是很困难。我尽量写得短些。

我在这份报告后面附上有关涅恰也夫案件、巴枯宁在该案件中所起的策划者的作用，以及俄国案件、同盟和今天的阴谋之间的密切联系等几个文件。啊！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就根据它们编写一本有趣的小册子！我还得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我手中的材料：我的一个朋友刚刚把几份极其有价值的文件交给我。这些文件是：1869年10月巴枯宁组织的秘密同盟的纲领和秘密章程，从该纲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社会革命的赫洛斯特拉特[5]的愚蠢和阴险的全貌，可以看出他准备攫取我们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心。我相信，这些文件将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中起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我现在已叫人去把它们抄下来，也许明天就能寄上。可是，我坚决主张要极其谨慎，即您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有关这件事的片言只语。您把它们交给您的父亲[6]。我让他和恩格斯知道这个秘密，即这些文件是从我处得来的。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办，而现在他们可以在总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宣读这些文件，并用自己的名誉担保：这个章程的一部分是巴枯宁亲笔写的，另一部分则是由他的妻子[7]写的（第三部分是奥波连斯卡娅女士写的，而第四部分是在巴枯宁口授下由他的一个朋友写的）。您知道，不便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奥波连斯卡娅女士的名字（否则会指责我们在向俄国政府告密），但是要让他们明白，巴枯宁及其同伙要否认这个章程是办不到的，因为公民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就会宣布，他们掌握巴枯宁亲笔写的原件，必要时会拿出来。为此，如果爸爸认为需要的话，我就把原件寄给他，即把巴枯宁和他妻子写的那部分原件寄给他。但这就需要您尽快地将我寄上的那份材料抄下来，并把它寄还给我。到那时，我将会寄上原件，因为我不能一下子把全部材料都脱手。总之，我还是坚决主张把我寄给您的抄件重抄一遍，因为我认为不能让出席代表大会的我们的敌人认出抄件的笔迹，因为要是发生这种疏忽的话，抄抄件的人的名声会受到严重败坏。不过，我认为既不急于，也无必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些文件是从我处得来的——总委员会可以从任何人那里获悉这些文件的情况。当然，如果需要的话，我是不会躲起来的。何况我将在自己的报告中引用文件中的某些段落。最后，我完全相信令尊和恩格斯，相信他们会这样来利用这些文件，使人察觉不出这是我个人的事，不然的话，全部效果就会落空。目前，我需要了解一下，恩格斯有没有利用过与涅恰也夫案件有关的任何材料？请立即答复我。代表大会已经逼近，而现在我的眼睛又不好。这真糟糕。我本来相信代表大会照例不会在9月17日前召开，因此，我在得知这次大会预定在9月2日召开时，就悲观失望起来。我与所有在日内瓦和在苏黎世的朋友一样，对总委员会选择了海牙而不是日内瓦，也感到伤心，因为我们相信，要是在日内瓦，我们就会胜利。而现在我认为日内瓦派出的代表不会超过1 名（而不是至少20名！）。我还不知道，这名代表是谁？至于说到我，我是不会去海牙的。无论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现有的钱都不容许我考虑这个问题！至少需要300法郎，而我没有这笔钱。至于说到让日内瓦来选我，既然总共只有一名代表，我是决不会接受这个委托的，因为我认为，这名代表应该是一名工人。其实，在过去三个月内，我没有呆在日内瓦，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使我没有当选代表的资格。最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的喉咙状况令人失望。我曾一度非常接近于要去见老祖宗。目前我希望能恢复健康，但我还不能长时间和大声说话，不能忍受旅途的艰辛。因此，不必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尽管它使我很难过。因而，我们也许要推迟到1873年春见面，如果届时我还没有死去或没有被杀害的话。请相信，我在这件事上损失比谁都大，如果我能在日内瓦的这次大会上重新见到您们大家的话，对我来说就会是个真正的节日。这次代表大会是有决定意义的，而且我认为，它将以被这些坏蛋从内部分裂的我们协会队伍的公开分裂告终。（啊！要是能避免这次分裂，我愿付出任何代价！）这将是令人遗憾的，虽然那些离开我们的协会而跟着比间谍内奸更坏的冒险家们走的工人们终究会很快地回到我们这边，而对这些阴谋家们深恶痛绝。

真见鬼！……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刚刚收到8月16日星期五的《日内瓦报》。报上白纸黑字写着意大利通讯：《都灵报》刊登了关于在里米尼召开的意大利各支部代表会议的报道；在会上成立了各支部联合会；宣称必须废除法律上的家庭（啊！巴枯宁，老混蛋，我认出了你，我又找到了你），废除国家等等。在代表会议上，欢呼全世界工人的经济联盟；“由于伦敦总委员会搞阴谋而放弃同它搞任何团结。”最后，向欧洲所有的革命支部分发邀请书，邀请他们于9月2日在瑞士的纽沙特尔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您能对这件事说些什么呢？！记者报道说，《都灵报》获得这些极其准确的消息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您可以相信，这些决定确实已经通过了！真的，您也许会觉得奇怪，可是我认为迫切需要向加里波第讲明这整个过程……并要说服他发言反对巴枯宁匪帮中的冒险主义分子。加里波第的讲话在这方面会起什么影响，这一点您简直不能想象。

您在来信中会谈谈您是怎样考虑这整个问题的，谈谈我们的人在这种可能性面前打算怎么办，对吗？您是否认为，要是以总委员会再等待和再给予各联合会15天时间，使他们能够补充代表大会的纲领为理由，从而使代表大会推迟两个星期召开，这样会更好吗？谁又能知道呢，也许，这样会更好一些，分裂分子的卑鄙的决议会被大家知道，而这一点会促使各支部派代表出席真正的代表大会？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出人意外的延期同时也可能引起某些支部的气忿。请您原谅我的这些犹豫不决的想法，这是我目前摆脱一切事务的结果。我在治疗喉咙结束后，很快就会回到日内瓦。只要健康许可，我将一直待在那里。

现在我住在瑞士一个小城镇里，作矿泉治疗。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至于您，则请把给我的回信寄给我的朋友奥利加·列瓦绍娃女士，地址是瑞士伯尔尼州Aeschi bei Thoune路金贝尔寡妇家，就可以了。她一收到信，就会转给我的。请仔细保存好这个地址，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所有其他人都会把给我的信寄往日内瓦，再从那里转给我。

还应该告诉您：您说曾写信向我要一张照片，看来我没有收到您的那封信，我在您的任何一封来信中都没有看到这一点。由此可以断定，信已丢失了。我收到的最近一封来信，谈的是关于杜邦，若昂纳尔和赛拉叶遭到袭击的情况。这封信是在我发生事故的第二天收到的。我的朋友阿尔提尤马马虎虎地把信念给我听了。

请别忘记向所有的朋友问候，并向拉法格夫妇表示慰问。我本人不认识他们，但由于《简报》对他们进行攻击〔5〕，我便开始尊敬他们。

我还要谈一下有关戈姆波的事情。妹妹！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不能把那件微妙的事直接写信告诉他，因为它涉及到那位受我们尊敬的妇女的名字。首先，我本人对他不太了解。我只同他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868年的一次宴会上，马隆也在场。后来，赫德维格对戈姆波的反映很不好（这一点也仍是我们私下谈的）：说好象是在公社时期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戈姆波要求砍掉马隆和其他叛徒的脑袋，而德米特里耶娃女士竟然会产生不幸的念头去保护他！总之，您要把戈姆波的情况打听得极其清楚：龙格、瓦扬和弗兰克尔应该是非常了解他的。因此，我能做到的一切，就是把有关马隆和德米特里耶娃的情况写成一封给您的正式信件附在这里寄上。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去处理这封信，也就是说，如果有必要，而且信任戈姆波的话，您可以把信交给他。我希望这一做法会使您满意。

我还要谈谈：我的健康恢复得很慢，今天已经是8月19日星期一。我这几天感到身体不大好。眼睛和喉咙狼狈为奸妨碍我工作……

刚刚收到载有巴枯宁及其同谋对涅恰也夫在苏黎世被捕一事提出抗议的《哨兵报》（涅恰也夫被捕是真的。我收到苏黎世来信，说被捕的实际上是涅恰也夫，而不是巴枯宁想使人相信的某个塞尔维亚人）。请您想象一下，这个卑鄙的造谣者在自己的抗议书中说了些什么，他说涅恰也夫先生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们不希望同被强加于他的那些原则——不论对还是不对（？！）——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既然迫害他的是我们所痛恨的俄国政府，那么，他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是神圣的……这就是说，这个杀人犯和扒手既然受到俄国政府的迫害，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他就应当是神圣的！！遗憾的是，格雷利希胡里胡涂地（不幸得很，不是第一次）在《哨兵报》上把他写成政治活动家！……可是，对我们同事的胡涂，只好不去谈它，否则，我们会永远也谈不完的。

再见了，妹妹；我在单独一页附上向您提出的个人要求。

祝您健康！如果您去海牙，就劳驾在代表大会期间每天写几行字给我，让我知道情况。您难以想象，为了我们的协会，我这几天多么着急。但前面已讲过，事情已决定：我是不会去那里的，我去那里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再谈这件事了。

请尽快地答复这封长信……暂时再见。向您的全家致以衷心的问候。我幸运地从您那里获悉：您父亲终于决定亲自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我完全不知道，日内瓦现在的情况怎样。但遗憾的是，小雷吉斯不能出席代表大会。意大利人支部是无论如何会发给他委托书的，但是没有钱。

友好地握您的手。

诚挚地和永远忠实于您的　您的哥哥尼古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