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

413 格·瓦·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1〕

伦  敦

1894年5月16日于苏黎世

亲爱的导师:

克里切夫斯基、伊格纳切夫之流的团体完全是一个单独的团体,对这个团体应作详尽的分析。

克里切夫斯基从1887年起就在国外。他没有积极参加俄国的运动,他住在一个省城里,名字我已不记得了。他在那里加入过一个由一些经常阅读革命小册子,有机会时并加以传播的青年人所组成的小组。尽管这类活动不得罪任何人,但仍足以使克里切夫斯基的名誉受到损害。于是他离开了俄国。当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主要是无甚价值:他是一个俄国民粹派分子,也就是说,是半民主派和半无政府主义者。但他这个人还是有点儿聪明。在国外时,他开始读书和学习。克里切夫斯基知道,他的“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他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有一个时候他曾和我们在一起,他的性格是不大活跃的,但他未能作出什么重大的事情,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在本国毫不知名的侨民。克里切夫斯基一边学习,一边为德国的社会主义报刊作些翻译工作(他几乎翻译了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切东西,他也是我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译者)。他给《新时代》杂志写过一篇题为《俄国革命运动的过去和现在》的文章(1890年)〔2〕。如果您读过这篇文章,它会使您产生不愉快的印象,因为空话太多,对我们的运动的革命方面理解得太少。克里切夫斯基属于那种只能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的字面意义而毫不理解它的精神的学究。他有点象那种准备挺身而出以便同违反(哪怕是稍稍违反)自己所熟记的公式的任何行为作斗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一个有威望的人,如果他没有遇到一个名叫什么约吉希斯的人——一个凶神,一个现在给他打气的人,那末和他这个人还是可以马马虎虎谈得拢的。

至于讲到约吉希斯先生(他的笔名有:(1)格罗佐夫斯基;(2)列夫卡;门德尔森及其朋友们熟悉他的后一个笔名),他离开俄国是为了逃避兵役,在他实践这一反军国主义的行动前,他已在维尔诺参加了一个革命团体〔3〕。看来,他曾把好几公斤革命书籍运进俄国,他和边境上搞走私活动的犹太人有联系。他的一些青年朋友(大多数是中学生)把他吹捧为大秘密活动家。约吉希斯欣然赞同对他的这一评价;也许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可能获得秘密活动家的某种才能。但他的不幸在于他的无止境的虚荣心和不择手段。他理想中的实际的人是涅恰也夫,涅恰也夫的手段您是知道的。但涅恰也夫尽管眼光狭隘,却不乏精力,也不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涅恰也夫的缩影——约吉希斯的精力只够用来在国外搞阴谋。在这一方面,他是孜孜不倦,精力充沛的,而主要的是,他还是头脑冷静的。他出生于维尔诺,精通波兰语,并用波兰语在波兰人中搞阴谋活动,就象在俄国人中搞一样。门德尔森将向您叙述他如何损害了波兰的运动,我则向您介绍他在俄国运动中的活动情况。

约吉希斯在俄国时,自称为民意党人。但那时他已懂得,运动已偏离了“人民的意志”。到国外以后,他宣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他曾企图接近我们。我们也丝毫不想推开他。他曾征求我们关于他未来的活动的意见,我们说,既然他自以为有组织才能,他应该去俄国。——“但我没有护照”。——“您会得到的”。——“但我没有钱”。——“我们会给您弄到的”。当这些困难都克服了,他应该动身时,却又宣称,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15000卢布的“活动”经费,并认为他自己应该留在国外以便更好地利用这笔钱(!)。我至今还不清楚,他是从哪里搞到这笔钱的。但我想,他在同我们谈判时手里就有这笔钱了(据说,他母亲很富)。不管怎样,约吉希斯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1)他要留在国外;(2)他把利息用来开展运动;(3)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他一个人拥有的票数和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一样多;今后同我们在俄国的同志之间的一切联系将由他一个人来负责,我们则应该把所有的地址和所有的关系都转交给他(这后一条件有时使他在我们眼中成了一个几乎是可疑的人)。我们明白了,这个人简直就象德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借革命以营私之徒——Streber。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冷淡了。当然,他曾给我们的刊物提供过一些资金,但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到处进行鬼鬼祟祟的活动来反对我们。他寻找借口同我们作对。

俄国的饥荒就是他的第一个借口。我们在寄往俄国去的一些小册子和书信中建议我们的同志们利用形势来进行争取宪法的宣传。约吉希斯先生称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他说:“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说来,争取宪法的宣传是没有意义的”。由此您可看到他的思想多么深奥。但他还没有公开同我们进行斗争,只是威胁我们说,他要转到拉甫罗夫那边去。这一招一点也没使我们感到不安,尤其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约吉希斯的聪明足以使他明白,拉甫罗夫是愈来愈孤立、愈来愈孤单了。果然,约吉希斯没有犯这一错误,却把克里切夫斯基拉到自己这边来了。他们两人一起着手出版《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于是克里切夫斯基突然成为我们的凶恶敌人。

那时苏黎世代表大会日益临近。这个既在波兰人中间,又在我们中间冷静地,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施展阴谋的约吉希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15天,办起了一份波兰社会主义报纸《工人事业报》,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只来得及出了一号。但他并不感到难堪。他派去了一个叫卢森堡的女人作为该报的代表。约吉希斯的这位女代表与另一个“伙伴”一起提出了一份论述波兰运动的骗人的、谎话连篇的报告,整个波兰代表团愤怒地反驳了她。她到我这里来声称,她愿意同俄国人在一起,而不愿和波兰人在一起,因为她出生在俄属波兰,她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工作。支部不顾波兰代表团的抗议,而接受了卢森堡小姐。波兰人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按民族进行了表决;支部的决定被否决了。我和波兰代表团一起投票反对接受卢森堡小姐。我只能这样作,因为如果我支持关于取消波兰代表团的建议(也就是建议俄属波兰的代表们并入俄国代表团,奥属波兰的代表们并入奥地利代表团等等),那末我就无异在宣传对波兰进行新的瓜分,换句话说,就会干出了一桩天大的蠢事。约吉希斯先生利用这一点来作为骂我的新借口。这一次他可是公开地骂,骂我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盟友(门德尔森和他的朋友们就是这样的资产者)。克里切夫斯基先生叫嚷得更凶,于是我们的关系破裂了。顺便说一句,女公民爱琳娜·马克思一艾威林知道代表大会参加者们在支持和反对绝妙的卢森堡小姐(她是用别的名字来参加大会的)这一斗争上所发生的风波。

在纪念1794年波兰革命一百周年〔4〕之际,约吉希斯之流知道庆祝活动组织委员会邀请我到会发言,对我进行了攻击。

顺便说一说,正是这些先生们和卢森堡小姐的波兰朋友们所搞的阴谋活动促使我通过伯恩施坦来询问您对这一事件的意见。我想,门得尔森已告诉您在苏黎世所发生的事情了。

庆祝会是在5月14日举行的。抵达苏黎世后我才知道,委员会(Polska nierzadem stoi)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们占了上风(这些人多多少少带有天主教的色彩)。我和苏黎世的一些波兰社会党人商量了一下,他们对我说,他们仍然要去参加庆祝活动并要求我不要拒绝发表演说,我也就这样作了。在演说的前半部分,我引用了您和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在后半部分我谈到了我作为一个俄国人衷心支持波兰的独立,因为我相信,华沙的秩序愈好,彼得堡的绞刑就愈多。在我发表演说之后,那些“纯粹的”和“真正的”、跟约吉希斯臭味相投的人就立即向我发起攻击,就象他们在我发表演说之前所作的那样。但我认为,我的立场是不可动摇的。

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吧。

克里切夫斯基和伊格纳切夫(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我想,这是约吉希斯的一个新笔名,他是想在文坛试一试自己的力量)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旨在直接反对我们,并通过卢森堡小姐反对波兰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给约吉希斯先生建立向上爬的台阶。“我们的声望不够”,克里切夫斯基曾天真地对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为了获得声望,他们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并请您写序言。这班先生们的声望无论对俄国的运动还是对波兰的运动都将非常有害。我相信您是不会鼓励这类毫无益处的事情的。

您感到奇怪,上面提到的这一伙人居然重新译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不仅如此。当您的小册子《国际问题论文集》刚一问世,维拉·查苏利奇就翻译了您给特卡乔夫的答复和跋〔5〕。我已预先告诉过克里切夫斯基,说我们要出版这一译作。他搞了另一个译本,现在要出版它并请您为此写一篇序言。他们想制造类似民意党人中间盛行的那种各行其是的无政府状态。

十年前,查苏利奇翻译了《社会主义的发展》〔6〕后,曾请您准许我们用俄语出版您的著作和马克思[1]的著作。您给了我们这一许可。查苏利奇认为,她是根据这一许可来翻译《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但同时发行两本版本没有任何意义。不用说,如果您肯给我们写一篇序言,我们将很高兴地发表它。

现在我明白了,我应该早就写信告诉您这一切的。但您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事。这可能象在搞阴谋,而我是憎恶阴谋活动的。

我读了一遍我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他完全同意这封信。查苏利奇或许只能补充一下对约吉希斯的评价,这个人引起了她极大的反感。

很不幸,在俄国逮捕事件层出不穷,很多知识分子和工人被关进铁窗。但这绝不是致命的打击。

亲爱的导师,向您致敬,请向伯恩施坦转致我们的问候。感谢他十分友好的来信。我在《新时代》上看到,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前用德语出版了〔7〕。我将不揣冒昧地寄给您一本。

关于波兰的情况,在这封信中我还一点没谈及。现在只讲一件事:门德尔森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不会由约吉希斯之流来挽救局面。

又及:阿克雪里罗得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避免误会,要我补充一点:我们建议约吉希斯到俄国去只是在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了想到那里去的愿望以后才这样做的;约吉希斯对那些没有一定的必要而呆在国外的革命者一贯极端蔑视。大家都向您问好。

忠实于您的 格·普列汉诺夫

因为我还要在苏黎世住一段时间,如果有回信,就请您寄来,我们迫切地等待着它。来信请寄:苏黎世磨盘街33号阿克雪里罗得收。

[1]见本书第466、468—470页。——编者注

〔1〕普列汉诺夫写给恩格斯的这封信的内容,受到了他同得到利·约吉希斯(扬·梯什卡)支持的克里切夫斯基一伙之间在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影响(见注326)。这一冲突使普列汉诺夫和波兰工人运动活动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化了,并且是当时流亡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原则分歧的表现。可是,普列汉诺夫尽管同波兰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但是他当时却未能看出波兰社会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第697页。

〔2〕这里说的波·克里切夫斯基的文章《俄国革命运动的过去和现在》(Die russische revolutionare Bewegung einst und jetzt)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 卷第20—22 期上。——第698页。

〔3〕指利·约吉希斯(扬·梯什卡)、B·谢利茨基和T·科佩尔宗于1887年在维尔诺创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它的成员有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等等。它同波兰和俄国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有紧密联系,向它们提供马克思主义文献,首先是“解放劳动社”的出版物(见注213)。——第698页。

〔4〕普列汉诺夫于1894年5月14日在苏黎世举行的波兰考斯丘什科起义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俄国人有责任“纪念一位伟大的波兰人——考斯丘什科”。普列汉诺夫还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对欧洲革命的意义的言论(普列汉诺夫的演说见《普列汉诺夫学术遗产》第1集第194页)。——第701页。

〔5〕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五篇,1875年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出版,书名为“Soziales aus Russland”(《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恩格斯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篇不长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1—644页)。恩格斯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个俄文译本,是由维·查苏利奇翻译的,由“劳动解放社”出版,书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1894年日内瓦版。恩格斯为这一版写了篇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著名的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第702、712、762页。

〔6〕查苏利奇给恩格斯寄去一份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于1883年9月13(25)日在日内瓦发表的《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声明。该声明是“劳动解放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阐述了该社的基本原则、宗旨和任务为俄国社会思想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奠定了基础。这个声明谈到:“前‘土地平分社’的成员现在改变自己的纲领,决心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他们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见《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学术遗产》第8 集第1部分第29页)。
这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和瓦·尼·伊格纳托夫。它积极开展活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并在俄国传播。除《共产党宣言》(见注207)外,该组织于1883年秋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由捷依奇翻译并写序言,收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丛书》。这本小册子附有恩格斯于1878年发表的马克思传记的大部分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1884年出版了由查苏利奇翻译的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这一章作为该书的附录发表。1886年由查苏利奇翻译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出版。1885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马克思的著名的《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1892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的家族》的部分章节。该组织还出版了恩格斯论述俄国的著作中的名著《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见注263)。“劳动解放社”成员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直接在俄国用石印出版。这证明它同在俄国境内的秘密组织,例如,同莫斯科大学生“翻译者和出版者协会”(见注224)有联系。
“劳动解放社”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保持着联系,例如,在英国有爱琳娜·马克思和爱德华·艾威林,在保加利亚有布拉戈耶夫,在法国有茹·盖德和保·拉法格,在意大利有拉布里奥拉,等等。它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联系最为密切。普列汉诺夫和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经常通信。该组织的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曾担任德国刊物的撰稿人。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文章。本书中收入的材料证明“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同恩格斯有密切的友好联系,恩格斯曾对他们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动,给予了巨大帮助和全力支持。——第456、467、474、482、562、702页。

〔7〕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文,载于1890年《新时代》第8—9期,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单行本。——第560、703、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