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弗·丹尼尔逊致恩格斯

355　尼·弗·丹尼尔逊致恩格斯

伦　　敦

1892年4月30日于圣彼得堡

尊敬的先生：

不久前我曾寄给您一本尼·卡布鲁柯夫的著作《工人问题》〔1〕。我寄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您说明，卡布鲁柯夫已接近于圆满解决所谓英国的“农业萧条”问题，以及解释清楚欧洲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对农业工人不满的原因所在。卡布鲁柯夫研究了这一次萧条的各种原因后得出结论说，美国的竞争不是这次萧条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的解决应该到一年四季劳动力分配不均匀的农业生产本身中去寻找，因而，他接近于圆满解决这一问题。他指出，1834—1837年的农业危机发生在丰收之后，1876—1878年的危机则发生在歉收之后。他指出，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工业与农业分离，解雇了大批工人，使“居民突然过剩”，工人之间的竞争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而工资却下降到了最低点（弗·恩格斯的《状况》等等；卡布鲁柯夫的著作第116页〔2〕）。但卡布鲁柯夫最终还是没有看到“萧条”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没有看到这一事实：资本主义把工业与农业分离以后，使农业工人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状况》，第175页[1]）。资本主义降低了他们本来可以赖以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在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内得到工资，也就是说一年内只有50—60％的劳动时间能得到工资，这些工资只够买5—6—7 个月的生活资料。

换句话说，卡布鲁柯夫没有引出那些原来可以从他自己收集到的事实中作出的结论，这就是：农业劳动，如果不辅之以任何其它副业，不能给工人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

1834—1837年的农业危机表明，用不着多久的时间“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销”（《资本论》第二卷，第223—224页[2]）。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不列颠小麦的播种面积已从1874年的360 万英亩减少到1891年的238万英亩。

在我去年给您写的那些信中我都力图说明，我国现在的情况同样是工业和农业分离演变的结果。但在西欧，“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Capital》第一卷，第315页，新译文）[3]。我们却没有这种称心的事情，无论如何，上升着的资本主义的破坏作用没有给这种联合的成立提供经济基础。

仍然深深扎根于人民意识中的我国社会古老的公社基础已遭到了破坏，随着这种破坏，资本主义被人为地培植起来了，农业被变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家庭形式，工业同农业分离，随之而来的是腾出了大量劳动时间。要生存只有依靠农业劳动，也就是那种只干半年不到，只得到半年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生产率由于工农业分离而逐渐下降，工业完全依靠这种不可靠的国内市场——这一切以及大量类似原因说明了我国目前令人绝望的状况。

据我看来，卡布鲁柯夫所说的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但他没有看出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劳动价值论：极其遗憾的是，他没作这种尝试……　这样来解决问题，除了理论上的重要性外，还有实践价值。

热诚地忠实于您的　尼·丹尼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