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弗·丹尼尔逊致恩格斯

401　尼·弗·丹尼尔逊致恩格斯

伦　　敦

1893年11月3—4日于圣彼得堡

尊敬的先生：

我怀着深厚的情谊注视着您的凯旋式的旅行。〔1〕 我非常愉快地看到，您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他们的那些人承认了您的丰功伟绩。

衷心感谢您亲切的来信。我已从彼得·冯·司徒卢威那里收到了他发表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的文章。〔2〕

在俄国，您找不到任何一个不承认在克里木战争后我国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人。也不能否定“1861年使土地关系发生变化的办法”是加速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发展的原因之一。当时经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姑且假定，走另一条路行不通（虽然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有过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坚持发展“农村公社”，使它能够“不经历这一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通过发扬自己的历史条件，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1]。

我们来看一下后果吧。占人口总数1％弱的少量工人生产出全部人口所需要的一切（粮食除外）。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居民的购买力。我们不知道多余的产品怎么办。我们正在寻找国外市场，而同时却存在着成百万——确确实实是成百万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的失业者。冯·司徒卢威先生说，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历史使命“在于把80％和40％之间的这一差距拉平”，也就是把美国和俄国农业人口百分比之间的差距拉平。我想问他，到哪里去为譬如说3 ％的人口，也就是说比现有工人多一倍的人的劳动产品寻找市场呢？我认为，没有必要放空炮，说什么把非农业人口增加到占人口总数的30—40％。请看下列事实。1866年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约为6620 万人，1890年约为9200万人；1866年工厂工人约为829000人，1890年约为1178000人，也就是，1866年在工厂里劳动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95％，1890年则只占1.28％……　事实就是如此。

您说，一亿多人口终究会给相当可观的“大工业”提供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当然会。但我们的国内市场却越来越狭窄了，它的缩小是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化的作用造成的。即使现在，我国农业人口也被迫超出实际可能出卖尽可能多的自己的产品以购买所需要的大工业产品，因此我们看到了：地力肥力枯竭、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价格下降，土地的精耕细作受妨碍。

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2]，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在我国由于劳动力便宜，机器的使用受到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大的限制，因为“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3]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得多。我们能够使用可以消灭这种差额的那种机器，也就是能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最大限度的机器，也就是最昂贵的机器。我国的棉纺工业和磨粉厂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劳动力的便宜对我国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如此特殊的影响的原因。您知道，除了外国的竞争而外，我国的资本家们还不得不同独立的生产者的竞争作斗争。我们已筑起了关税的壁垒来抵御外国的竞争。而“国内敌人”则必须以最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来战胜之。例如，未必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象我们的克伦戈尔门这样大的工厂，它有40万个纱锭，2200台纺纱机和织布机以及4000个工人；或者类似罗兹的拥有6500个工人的舍伊勃列罗夫工厂，或者类似莫罗佐夫的尼科尔斯克工厂，等等。从华盛顿《劳动部第七次总结》中可以看到，一个棉纺厂所拥有的纱锭最高数量是75000个，纺纱机最多为460台（1892年华盛顿版第24—25页）。如果把我国的磨粉厂同布达佩斯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的磨粉厂加以比较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规模要小一些。（伏尔加河沿岸一家俄国磨粉厂的磨粉量约为180万普特；布达佩斯一家磨粉厂的磨粉量约为168万普特，而明尼阿波利斯的磨粉量约为4百万普特（《“菲亚特·公司”第10年度商行结算》明尼阿波利斯版第85—87页）。

我国工厂的劳动强度大大低于美国。我们的纺织工人看两台机器，很少有看3台的，而在美国，显然没有一个纺织工人只照管三台机器。在那里，一个纺织工人要照管4台，5台，6台甚至8台机器（《劳动部第七次总结》第一卷第370页）。当我们谈到在我们的工厂中增加工人人数的可能性时，不应忽视这一情况，因为现在的工人人数可能已经太多了……

农业方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竞争妨碍了精耕细作。我们看到，在英国这个耕作最精细的国家里，14年来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51％强（从1879年的38900000 英亩减少到1893年的18970000 英亩）。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美国的竞争。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阿根廷最近10年来播种面积每年扩大约20万英亩，那里现在耕种的面积仅有1250万英亩，而那里却有约24000 万英亩肥沃的可耕地；按小麦的生产方式来看，阿根廷的农场和北达科他州等地的租地农场非常相似；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所有这些情况如何降低了农产品的价值，那末我们就会发现，对我们的“富农”和“土豪”来说，不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以商人的身份来剥削农民更为有利，因为他们已把居民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象商人一样无孔不入地榨取利润，甚至从1891年的饥荒中，也捞到了好处。

尽管农民土地集中到富农手中的过程还在继续发展，但我仍不能想象，如何能实现“以一个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组成的新阶级来代替近8千万农民”的过程。现在这一过程的发展只是不利于农民。“一亿多人口终究会提供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您知道，大工业和家庭工业生产的纺织品的总额没有增加，而且停滞不前，甚至还减少了。

“目前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到哪里去找国外市场呢？）“它的产品只能用于满足国内的消费”。您补充说：“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而且据我看，在俄国的目前条件下，还可能下降”[4]。在《概况》〔3〕 第179页上，您会看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密切依赖农业生产的例子。从不久前发表的1888—1891年的统计材料中，您可以看到棉纺股份工厂的利润总额1888年是1780 万卢布，1889年是2140万卢布，1890年是1380万卢布，而1891年是790 万卢布。因为1891年的饥荒是各种社会原因的结果，主要是工业资本主义化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制造了障碍。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方面——它的进步方面——和它的消极方面是不相称的：进步方面只是对全体居民中很小一部分人有影响，而造成“巨大灾难”和“人的生命的浪费”的消极方面则影响到基本的居民群众。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进化受到它自己的发展的阻碍，所以由此应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在现代经济状况中寻找另一条出路。我们不应该徒劳无益地等待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和它所创造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后果的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发展。

1891年的教训有没有可能不留痕迹地过去呢？在这个荒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事情的缓和的形式。荒年没有任何创造力量。这一荒年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它教会了我们，应把这一年的灾难归咎于生产形式。要避免将来重蹈这种灾难，应该怎么办呢？有人对我们说，类似的灾难不仅不能避免，而且将来还会具有更加尖锐的性质。出路是没有的，不久的将来人的生命将遭受巨大的痛苦和浪费。这种生产形式是这些痛苦等等的直接原因，当从这种生产形式中最终产生出它一手造成的社会对抗时，我们就可以指望看到一种较高级的发展形式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能产生象我们在西欧所见到的那种二元对抗的形式呢？如果这种形式的发展为它自己本身的发展制造了障碍呢？

显然，“这些惊人相同而又产生于不同历史状况下的事件已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具有高度文化和只有萌芽的文化的不同国家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发展导致意识到自己影响的有组织的力量的形成；在后一种情况下则相反，这种发展会破坏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它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巨大的浪费，因为它只能为越来越少的、完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居民提供工作，同时它还降低全体居民的经济水平，使得社会本身感到有必要（1891年）采取措施来满足生存的实际需要。

现在简单地概括一下。我国的国内市场是我国生产的从属现象。约1.25％的居民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就足够满足全体居民的需要。农业人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市场——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速度相对地快。同时这种下降又是绝对的，结果与工业资本主义化的同时，用来满足农业人口需要的资料也日益减少。大量劳动力过剩。同时很明显，我国农业公社在分散的条件下失去了自己的内聚力、公社之所以还没有瓦解是因为它的大多数极端贫穷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最富裕的少数不久前得到了法律的庇护：您知道，现在已规定重新分配土地的最短期限是12年。

资本主义化过程的消极方面大大超过了它的积极方面。资本主义给本身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以致通过这条道路过渡到较高级的生产形式是不可能的。

您说：“您把事情看得比事实所证实的要阴暗些。”但同时，您又肯定地说，“没有社会的巨大的变革”和伴随着这种变革的“巨大的痛苦”以及“人的生命的浪费”，从原始的农业公社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这距离一个伟大而天赋很高的民族的彻底灭亡还远得很。”尽管“俄国的庄稼汉实在贫穷，在一切方面都贫穷，穷到想象不出来的地步，但最糟糕的是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而受穷。”（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从外省的来信》）尽管最近时期以来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减缓这种贫穷，而且还引起了1891年的饥荒，但我还从未想到全体居民的灭亡，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切不利的经济条件的结果。但是，看来在目前状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灭亡。在《概况》中所收集到的那些事实显然证实了这一结论，但同时我又认为，俄国人民尽管“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而受穷”，但仍将在这“没有出路的状况”中找到出路。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成了占压倒优势的形式，那末可以说它的规律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以人类生存为基础的人的有机生命的规律却更加坚强有力。

您说：“人口迅速增长，可能停止”，当然会这样。我们在莫斯科省看到了这一事实的很有教益的例子，那里的人口如果说不是在下降，也几乎是不变的。[5]人口减少的事已经不是新闻了。俄国进入欧洲列强大家庭的时代（1678—1710年），其特征就是人口大量减少，减少的总量达19.5％——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减少40％；英格曼兰省减少40.5％；斯莫棱斯克省减少21.2％；莫斯科省减少24.5％等等（巴·米留可夫《十八世纪前二十五年俄国的国家经济和彼得大帝的改革》1892年圣彼得堡版第267—268页）。从这个观点来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人的生命的痛苦和浪费的程度还要增加——只此而已。

很可能，《概况》中所描绘的更高级的生产形式不能直接从“农业公社”中发展起来。《概况》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真正的困难是查明社会混乱（当它已经发生）的性质和起因　医治这种现象是不太困难的。在我看来，面对提到的这些事实，我们唯一的办法是，研究我国的各种经济条件并另寻出路。但我们却应该满足于这样的认识：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在朝美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努力去发展那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各种经济灾难的根源的经济形式，这就是彼·冯·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提出的建议。

我很高兴地从您在瑞士遇到过的希尔先生[6]那里获悉，关于第三卷[7]您现在剩下要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对最末一章作最后校订。

至诚地忠实于您的　尼·丹尼尔逊

已出版的1500本《概况》，现已售出900本。

您什么时候看见过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处于催眠状态？

请允许我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位“著名”学者、富豪寡头政治的思想家——门得列耶夫教授的观点，这些观点取材于官方出版物《俄国的工业、手工业和商业》。该书是财政部工商局为在芝加哥举办的展览而于189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引言是门得列耶夫教授写的（第48页）。〔4〕

“在俄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与英国相比）“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大批有能力……和西方的相应企业竞争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和重要的工厂企业。工资在产品价格中所占的比重愈大，这个结果就愈能实现。因为竞争和社会的经济进步都力图使所有商品的价格达到最接近于付给工人的工资额。也就是由于资本跌价”（即），“所以工业的未来，从外部来看，无疑是属于那些拥有廉价的生命储备，因而有较廉价的工资的国家。俄国不仅在过去，而且在遥远的未来都具备这些条件。一旦俄国人民象他们的政府一样充分了解到这一点，那末俄国的工业成就就会迅速接踵而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现在正在朝这一俄国生活的未来时代过渡”。

以上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学者所讲的……

1893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