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伊·吴亭致马克思

81　尼·伊·吴亭致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 11月1日星期五晚上于日内瓦

亲爱的导师：

随信寄上许诺已久的资料。计有：（1）巴枯宁在西伯利亚的生活和他逃跑的情况；（2）他的注明1862年2月于伦敦的泛斯拉夫主义宣言〔1〕 ；（3）他替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作的辩护〔2〕——这是某种极其有意义和非常有教益的东西。——我从这两个材料中作了相当多的摘录，并对这些摘录作了不少批注。我认为，最好让您有许多摘录，以便您能挑选；虽然我承认，由于可供选择的材料太多，我碰到了不少困难，因为一段比一段精彩。我完全陷入于对某些事件和1862年时代的特征的回忆之中…… 《quorum magna pars fui[1]》（《magna》在这里是过分的）：首先，我在提到这个时代，在提到我迄今还敬重的那么多的牺牲者时，就会不寒而栗。此外，难于理解巴枯宁的全部卑鄙和愚昧无知，他自己也不了解，他为沙皇唱赞歌时正是一个什么时候。我对巴枯宁很了解，我可以说，只要他干这些事情不是纯粹出于愚蠢，那就意味着，他这样做是为了希望引人注目，希望得到沙皇的恩典。我认为，关于巴枯宁可以这样说：他没有卖身，是因为没有人收买他，如果仅仅是确实没有人收买他的话。

（2）附上您的俄文单行本。它们取自1869年12月日内瓦出版的《人民审判》第二期，尽管该期标题是《彼得堡，1870年冬》。这是根据题为《未来社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出的单行本，该文的附注中有如下一条：

“读者可以在我们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中找到我们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的详细发挥；这里我们主要阐述实现这些原则的实际途径”。

他们确实用俄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3〕 ，并同其他小册子一起出版——这对您来说是多么的荣幸。这些骗子就这样把纲领攫为己有，同时又写文章歪曲和按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个纲领，而这些文章又都与您给我单行本的那篇文章相类似。——里面没有一处提到您的姓名。——可是，我在自己写的报告里，在谈到评论员的地方就提到过这些单行本（见《人民审到》第二期）。现在要指出的是，巴枯宁会绝对否认和这个《基本原理》有任何关系；但必须预先告诉他：第二期是在巴枯宁的题为《告俄国陆军军官们》的小册子之前出版的，巴枯宁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作了一些摘录，记在小本子中，寄给了您）所依据的正是《人民审判》的社会纲领。巴枯宁宣称：

“你们都知道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的纲领是十分明确的，是它公布的，而且对每一个新参加组织的人还要作更详细的解释。第二，它”（委员会）“是由那种无条件的信任所推荐给你们的”（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所知道和受你们尊敬的人”（巴枯宁在说他自己）“都对委员会有这样的信任，这种信任促使你们参加这个组织”（涅恰也夫的组织），“而不是参加别的组织”。（小册子第8页）〔4〕。

这个明确的纲领所指的正是这些《原理》，因为您那里有译文的那本手册〔5〕 还未曾发表。

（3）为了不再谈这些书刊的事，我要再补充一点，我从未讲过他巴枯宁的另一本叫作《科学和革命事业》的小册子。它出版的时间，就是1869—1870年冬巴枯宁—涅恰也夫委员会发出所有小册子的时间。我回避了这本小册子，因为批判其中所有的谬论，就要耗去太多的时间。只需指出一点：他在小册子中醉心于各种各样独特的哲学思维，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把俄国青年组织起来，提出国际协会作为这种组织的样板；由此可见，他是故意把国际协会同自己的秘密团体混淆起来。

如果您要这本小册子的话，我把它也寄上。但要读它却是浪费时间。我提请您注意一名俄国人在《哨兵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6〕。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在他的文章中却有好东西。

（4）您向我打听在《自由报》上令人发笑地签名要替巴枯宁恢复名誉的那些人的情况〔7〕。第一个人叫尼古拉·奥格辽夫。您是应该知道他的。他是赫尔岑幼年的朋友和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是赫尔岑的共同出版者。可是他患癫癎已有数年。已是个半疯人，几乎是个白痴。他也是涅恰也夫和巴枯宁的一个工具。他参加了他们所有的出版物。主要是，他支持巴枯宁的坚决主张：要赫尔岑把一名俄国青年[2]在1859年或1860年留给赫尔岑用作在俄国进行宣传用的2 万法郎交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8〕 赫尔岑过去一直拒绝把这笔钱交给任何人，尽管在俄国有时极需要这笔钱（在我们之间说说：即使是为了拯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然而却把它们交给了巴枯宁和涅恰也夫。这些编子正是无耻地挥霍着这笔钱来搞阴谋。在他对您进行侮辱的那一卷中，有一篇赫尔岑的关于这笔钱的文章。赫尔岑在文章中撒谎，侮辱那些据说是找他要这笔钱的青年人。他在文章的结尾肯定地说，他不愿把钱交给任何人〔9〕，但这时他忘了补充说一句：他已经把钱统统交给了巴枯宁、奥格辽夫和涅恰也夫。这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其最革命的信中向赫尔岑表示卑躬屈节，讨好迎合的原因。后来涅恰也夫为了这笔钱同巴枯宁争吵起来。他在自己在伦敦出版的《公社报》（只出版了两三号）中，公开要求巴枯宁把他所把持的钱交出来！我好象在我的报告末尾提到过这件事。我在报告中还提到奥格辽夫的一首诗。诗虚构地描绘了涅恰也夫在西伯利亚的死，目的在于使他永垂不朽〔10〕。

第二个人叫弗拉基米尔·奥捷罗夫。他是同盟中最卑鄙的坏蛋之一。他是巴枯宁的里昂战役期间的一名副官〔11〕。有一次，他来我这里，对过去的一切表示歉意，并要求为他弄到10 万法郎，去拯救法国（这事发生在战争期间）。他满足于我给他的100法郎。我承认，当时我给他钱是件蠢事，但这钱不是为了拯救法国，而是为了供养那些由于这些人的恩典而被抓进里昂监狱的人。后来，在公社时期，他来过我们这里，发誓愿意和我们一起行动，准备在里昂起义。他背叛了我们，把一切都告诉给同盟，并未经本人同意就在宣言上签上许多人的名字，同加·勃朗和里沙尔一起通过阿里伯·勒布朗从日内瓦把宣言寄往里昂。阿里伯·勒布朗遭到逮捕，不知道是谁告的密（我不讲告密人是奥捷罗夫，不讲！），签名的文件落到了警察手中，这些签名损害了许多对这整个事件一无所知的人的名誉。里昂起义遭到失败，原因就在于此。奥捷罗夫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一个卑鄙的角色。

（3）腊利、斯米尔诺夫、埃耳斯尼茨、霍尔施坦，这些青年因受涅恰也夫案件的牵连而逃出莫斯科和彼得堡。由于他们这一类的被告是免于起诉的，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逃跑。在这四个人中，只有埃耳斯尼茨在袭击我的事件发生以前被认为是个正直的人，他只是在今年夏天才宣布自己是巴枯宁的拥护者；这是唯一的损失，因为据说他是一个既严肃而又十分努力工作的青年。话又说回来，我没有说他参加过对我的袭击，但我知道他不愿意谴责这次袭击事件，相反，却对它表示赞同。（滚他的蛋吧！不值得去研究他。这些青年是属于涅恰也夫一帮的，这一点已够说明问题了。）

其次，哥登别尔格，此人我并不了解。我只知道他也是那一帮中的一个坏蛋。但在苏黎世大学生的名册上，他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好象就是这些情况。

（5）涅恰也夫不久前被引渡给俄国警察〔12〕——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绝对不能把谋杀伊凡诺夫之事当作政治案件。否则，他们也能在海牙代表大会期间把您杀死，并宣称这是政治性谋杀。

寄上一本巴枯宁在审讯期间发表的小册子……　巴枯宁所援引的检察长的发言是经过篡改的。检察长并未说过所有的被告都指出涅恰也夫拥有巨大的能量，相反，检察长说，所有的供词都证明他采取了诈骗手法，只有一名被告坚持自己有盲目的信仰。此外，必须指出，检察长在涅恰也夫缺席的情况下，就奉命把整个案件夸大为真正的政治阴谋案件。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这个机会，把成百名青年判处为政治犯，从而毁灭他们。巴枯宁分子本来不应该对此大吹特吹，而是应该缄默不言，不予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政府判处这许多青年提供了机会，适应了政府的利益。总之，试图让涅恰也夫以英雄的面貌出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其实是一个疯子（我们还得看一看，他是否是俄国的间谍，——引渡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本来应当跟他算账，把他搞成荒谬可笑，因为不然的话，他还会对没有受过教育和野蛮的、可怜的俄国青年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您还可以看到，巴枯宁这个老骗子将在自己年轻的同伙涅恰也夫的不幸遭遇上进行投机，企图编动青年来反对我们所有人。可以说，当引渡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不想公布整个这件事情，以便不给我们的敌人以虚伪的借口，而现在需要嘲弄这两个英雄，坚持认为可怜的胡涂虫涅恰也夫只不过是巴枯宁手中的傀儡（这将是真理），应当做到使这件事的全部卑鄙行为都由巴枯宁负责，应当使他成为胡涂虫涅恰也夫受到惩罚的罪魁祸首。

（5）您问我有关谋害我生命的那些罪犯的某些详细情节。我在给妹妹杜西的第一封（遭到袭击后）长信中，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详细情节都已奉告[3]，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我好象说过，暗探斯捷姆普科夫斯基（这个人曾告发了涅恰也夫，又是涅恰也夫最好的朋友，也是巴枯宁的朋友），这个暗探很可能是袭击我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6）今天晚上《平等报》终于出版了；我尽了一切可能，使该报最终刊登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明确意见。不错，曾有人建议我编这一号，但条件是不要涉及个人，而只谈原则。多么愚蠢！这些人不懂得必须跟某些人永远断绝关系。但有什么办法呢……健康不允许我去坦普尔·尤尼克〔13〕。我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召集几个人来我这里聚会。英国人的行为和总委员会的所在地转移到纽约，引起了这里某些人的怀疑动摇。他们想使报纸只字不提代表大会。当时我曾对某些人说过，如果联合会委员会那么胆小的话，那我就将拚足力气到坦普尔·尤尼克去大闹一番。贝尔纳和杜瓦尔是坚决支持我的，联合会委员会终于一致投票赞成出版这一号，把它献给代表大会，并且采用了我的文章，文章就是您将在《平等报》上看到的那种样子〔14〕。无论怎样，这总是聊胜于无。现在不会再有什么疑问了，联合会委员会将坚决拥护纽约的总委员会。这一号《平等报》将责成它这样做，委员会的成员们曾来我这里，说他们打算向伦敦和纽约呼吁用订阅的办法从物质上支持《平等报》，因为不这样的话，该报将停刊：从去年法国禁止该报进口时起，该报在弥补印刷费用上就开始发生困难。其实，我们本该在英国和美国有许多订户，这样报纸可以很兴旺发达了，而作为交换，它应该起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的作用，即应该刊登一切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稿件。我这里只是重述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他们说，《平等报》始终是真正的国际的唯一的法文机关报。实际情况确是这样。要是《平等报》停刊的话，那是可悲的。培列和其它一些人要求我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您。我拒绝了，我说这是他们的事情，我不想干预他们的关系，因为我打算很快离开这里……　于是他们好象决定写信给恩格斯和左尔格。

他们在这里都希望您的关于同盟的报告[4]用法文发表。我已经把这一点对妹妹杜西讲了；他们说，报告对瑞士和法国来说，要比对英国重要得多，至于德国，《人民国家报》将登载它的译文。我们当然会用《平等报》的几个栏来刊登这个报告。可是《平等报》能在什么时候出版，我们还没有把握。此外，毫无疑问，报告一次是登不完的。

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新的总委员会有办法（钱）用法文出版这个报告，如果您认为报告首先刊登在国际的正式机关报上能取得较为正式的性质，那么就可以这样来办：出一点钱使《平等报》出一号，或者更正确些说，出双倍篇幅的一号，全部只登您的报告，然后我们立即用这副活字版出一本小册子。——综上所述，《平等报》的版面可以随时由您支配，但必须考虑印刷费用。

（7）今天早晨一个法国人，一个巴黎和里昂派出的代表来找我。这个可怜人被派来这里是要打听，也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应该跟谁走：跟纽约，还是跟日内瓦，跟汝拉联盟，还是跟朗维耶、瓦扬之流？我对他说，纽约和日内瓦是一回事，而其余都是反对国际的。他今天还要来打扰我，然后去坦普尔·尤尼克，明天晚上同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再到我这里来。我要是从他那里了解到有意义的事，一定会寄信告诉妹妹杜西，现在我知道的有以下几件事：（1）朗维耶、瓦扬之流准备发表宣言，目的是要解释他们为什么退出代表大会（！！），并且声明要成立政治团体；（2）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朗维耶曾写信到巴黎，劝说巴黎人不要相信赛拉叶，把赛拉叶叫作反动分子！（3）还在代表大会之前，一个没有腿的波兰人代表到那里去，代表汝拉联盟建议国际的巴黎会员宣布自己反对伦敦并参加汝拉联盟，以便成立一个反国际。可是，他被赶出门外……　请相信，这些卑鄙行为正在引起人们的厌恶！

好了，我觉得这一次把一切都说了，甚至说得更多。感谢恩格斯寄来的决议。要是决议“在这一号发排的时候”寄到，我就会利用它们，但遗憾的是，他把决议寄到了坦普尔·尤尼克，只是在昨天，《平等报》编辑部主任才把两封信和决议带给了我。

现在，当我已结束正式部分的时候，请允许我，亲爱的导师，对您信中所说的那些友好同情的话，向您表示我最热忱的谢意〔15〕。您不会相信，您的信任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尽管（这不是一句空话）我远远不值得您这样信任，并且我觉得不应该受到您的信任。我现在正在极其认真地研究您的著作，我愈来愈觉得自己十分愚昧无知，我认识到，要取得任何成就，首先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可是，如果多拉小姐敢于对您说我做了很多工作，那是太夸大了。恰恰相反，我感到十分不快的是：我的健康和眼睛状况常常使我不能工作，甚至不得不拒绝一些俄国报纸的建议。至于说到经济状况，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巴枯宁分子企图谋害我一事“再次激起了我家里人对我的最好感情”（用资产者的说法），的确，我正在得到家中的补贴。不然，就会活不下去。长期以来我习惯于独立挣钱，并且足以供养自己，但是我的疾病却迫使我不得不同意家里补贴这种生存方法。这样一来，虽然父亲给我的补贴并不很大，这是符合他的财产状况的，但在最必需的东西方面我就不再感到匮乏。使我感到苦恼的，仅仅是我在六个月失业期间（从12月到6月）欠的债务。此外，医药费很贵。请原谅我讲这些细节，但我希望把这全部情况都讲给您听，只讲给您一个人（也就是您的一家人）听，因为我不再是一个受害者，我也不愿意被你们看成是一个受害者。当然，我没有钱遵照医生的建议去意大利旅行，但也完全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好地进行工作，挣到足够的钱；到那时，我将设法离开日内瓦。日内瓦是一个能编造出种种最卑鄙无耻的谣言的窠穴，在那里，甚至一些最可靠的人也当着我的面说谎而不能自圆其说。他们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并将以败坏他们所真诚服务的事业而告终！

也许，下一次我会同您谈谈此事。我仍然希望，我们不久就可以见面。因为我毕竟没有患肺结核，而只是患喉粘膜炎。它折磨了我八个月，我本来已经开始恢复，但袭击我的凶手却迫使我躺在床上，用冷敷法治疗眼睛，这样我的胸部又受了凉。目前，我不再干演说家的行当，应当有痊愈的希望。我厌恶意大利。我想请教您，因为您对英国很了解，并且不是一名职业医生（这是提出公正建议的保证），在英国是否有气候暖和的地方可以代替意大利。我知道托尔基，但我觉得有比托尔基更暖和的地方。到那时，我就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启程去那里，而不到意大利去过可怜的生活。我对您还有一个请求：很早以前（还在俄国的时候）我读过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我认为重新读一遍会有好处。这对我来说，将完全是一件崭新的事。在我这种年龄，过十年就会把读过的东西都忘了，掌握得愈差的，忘记得也就愈快。能否费心告诉我，我学习时应该采用哪一种版本，是否最好读这些作者的英文版作品？如果是后者，那我就请多拉小姐弄到这些著作并把它们寄给我。既然我们谈了这件事，我就想再一次滥用您的善意，请告诉我有关英国和爱尔兰土地问题的象样的著作（如果有的话）。俄国有人向我要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您知道，现在在俄国正在提出个体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希望废除公社或集体的土地所有。因此，我们一再援引英国和爱尔兰的事例来证明大的个体所有制会导向何处，这样我们将给人们以很大的帮助。车尔尼雪夫斯基献身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必须恢复这项工作。因此，我认为自己有权就此事来找您，因为除了您，我还能找谁呢？！

我殷切地想知道，您答应寄给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稿〔16〕是什么？！如果它是重要的东西，那么我们总会弄到钱来印它的，——我们这里有铅字，至于印刷、纸张、工资等费用，可以通过征求订户来弄到钱。我为这份手稿未曾落入卑鄙的巴枯宁分子的魔爪感到庆幸。

仍然不能结束这样一封长信。我还要讲两件事。

（1）我代表妹妹埃莉札[5]向您和您的全家问候。看来，警察局比我想象的还要卑鄙。可怜的孩子有六个月未曾收到过我的片言只字，尽管我最近给她写了两封长信。当时她决定打电报。上星期我收到她打来的一份长电报，告诉我：她希望尽快回家，也就是回到欧洲，回到我们这里。当然，我答复她说，大家都将高兴地再次见到她。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收到了我的电报。也许，她已经在旅途中……（在我们私下说的）

（2）现在再来谈谈多拉小姐（您应该承认，距离是相当大的）。她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我，信中充满了对您和您全家最热忱的谢意。我应当代她感谢您，并请您原谅，正是由于我的缘故，她给您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至于她本人，我写信给她说，向您表达谢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力争成为一个真正拥护我们思想和意图的人。

最后，请原谅我写了这封长得不成体统的信。请相信我这个有幸能随时把自己称为您的真正学生的人对您始终不渝的忠诚。

尼古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