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弗·丹尼尔逊致马克思

162　尼·弗·丹尼尔逊致马克思

伦　　敦

1879年7月14（26）日于圣彼得堡

尊敬的先生：

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告诉您：您的来信已收到，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可是，它同时证明了盼望已久的《资本论》第二卷〔1〕的问世，比我原先认为的要迟得多，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很可惜，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寄给您一本有关“信贷”或“银行业”的俄国著作，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有创见的著作。

我应该向您道歉，给您的回信拖得那么久。然而，（1）我每天在盼望“我们共同的朋友”[1]的疾病能痊愈，可是他的病却有发展成慢性病的趋势；〔2〕（2）我希望尽可能多收集一些事实，以便向您提供我国纳税人经济情况的总结。您大概会记得，《赋税委员会报告书》〔3〕只提供了捐税有吞没农民全部收入趋势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公式中的v有接近零的趋势，或者有接近∞％的趋势。可是，《报告书》提供的资料不精确，因为地方自治机构引用的只是纯利（因而，没有包括粮食），而不是毛利（梁赞地方自治局除外）。没有足够的事实，我就不能把综合计算寄给您，至少现在不能寄给您。

我的最近一封信引起了您的一些疑惑。我要努力加以消除，同时这给了我一个理由来引用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能证实我从前的某些论断。

从六十年代初到现在，俄国的劳动生产率（亦即农业劳动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变，但劳动产品的分配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如下：

“尽管库尔斯克省的地主在人数上居俄国的首位，但他们自己从事农业的，却为数很少”。使用雇佣劳动的地主则更少。土地租给农民，收成分成，“有时候是一半，但大多数要把一份半，甚至两份交给地主”。“绝大多数的田庄采用货币交租，而全省的租金在迅速上涨”。“商人的农庄采用同样的方法经营”。（查斯拉夫斯基《中央地区的粮食贸易》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7、231页）

1861年后，土地出租的条件是，农民得到1/2产品，而后来他必须给地主一份半到两份。

“在铺设铁路以后，货币地租开始迅速取代对分制”。租赁土地按照俄亩计算，而且按照一次播种计算。“后果对农民来说是毁灭性的：过去，如果他得到土地收成的1/3，他还有16卢布左右，如果得到收成的1/2，那就得23卢布50戈比，现在，他只得到4卢布左右，在歉收的情况下他还会亏损”（同上，第16、240页）。由此可见，他在产品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减少到1/4至1/6。“属于这种情况的地方还有：奥勒尔、坦波夫省（后者不包括东部和东南部）的属于黑土带的各县，沃罗涅什省的东北部，梁赞省和图拉省的南部”（第21、195页）。“进入贸易的大部分粮食是农民的粮食（莫斯科附近地区）；出售的粮食大部分是在租地上生产的”（查斯拉夫斯基《莫斯科附近地区的粮食贸易》，第6页）“从伏尔加、茨那河、梁赞等码头运出的粮食大部分是农民的粮食，因为农民在图拉省、奥勒尔省、梁赞省、沃罗涅什省、坦波夫省租种了许多土地”（第205页）。“租金在迅速提高……它抵销了粮价上涨所得到的好处”（第206页）。“在斯摩稜斯克省和特维尔省，出租给农民的土地是按俄亩计算租金的。在卡卢加省，则通常给村社耕种，代价是给他们使用荒地和能经营的土地（因为这里的份地比较少）……　以土地为代价让农民耕种，对地主更有利，因为农民还不能对自己的劳动作出适当的估价（！？）；支付实物总是比付钱能让农民干更多的活……”

（从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汇编》中可以看到，“割地”，即先前由农民经营耕种的，后来划归地主的土地，对农民起什么作用。如果农民不利用“割地”，他们的整个经济未必能存在下去。）

“除此以外，在订条件的时候，农民同意（！）额外的‘约许’（工役）。这种工役有时超过基本农活……　总之，地主们说，庄稼汉只有在欠着他的时候……他才会好好地干活；因此才付给他定金”。……　这里没有租赁，也没有自由雇佣的劳动（拉也夫斯基《西部地区的粮食贸易》，第27—28页）。1861年后在沃洛格达省的地主开始按对分制出租土地：种籽是地主的，收成在扣除种籽以后对半分，禾稭归地主，干草对半分（邱宾斯基《北部地区》，第516页）。科斯特罗马省对能经营的土地实行对分制；诺夫哥罗德省也实行对分制（第576页）。

这一类摘录的数量还可以增加，但这些已经够了。我们游览了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到处看到，农民冒着风险去耕种私人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但同时，租土地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租种能经营的土地），或者，农民在收成中分到的份额减少了（不是1/2，而是要给地主2—3 份额）；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农民还可以有希望多少得到一点；我们看到，对分制被货币地租代替，采取了按俄亩全年计租的形式，而这种地租上升了3—5倍，遇到歉收，农民就得冒一无所获的危险……

我已经举过这种事实：农民常常不得不在秋季出售自己的粮食，而在春季或甚至在冬季又得重新买进粮食。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当地的消费增加或减少了多少。

“在（1861年）解放后，随着农民租地的发展，当地的消费量比以前减少了……　废除农奴制和铺设铁路的后果是，（库尔斯克）省的剩余粮食和输出量普遍增加了……同时，最近打零工也发展起来了”。（查斯拉夫斯基《里加的贸易》第32、250页）

（换句话说——当地居民的口粮开始不够了！）

“出售的粮食主要是农民在租地上生产出来的，自己的粮食甚至不够吃饱。（农民）通常在秋季出售粮食，而在冬季和春季购买粮食供食用”。（查斯拉夫斯基《莫斯科附近地区》，第6页）。“即使在丰收之年，科洛明县的农民所收获的粮食也只能勉强糊口，但由于需要钱用，他们在粮食收割后就开始把粮食运往市场……在春季，他们不得不买回原是自己的粮食，但价格要比出售时贵”（同上，第120页）。“尽管（从莫斯科到下诺夫戈罗德）2/3的居民不得不购买粮食……可是每年秋季可以在这里的城乡市场上看到农民出售粮食，然而这仅仅限于秋季，是紧接在收割之后。农民总是根据需要，即为了交纳赋税出售粮食……而在春季，所有的农民肯定又要购买粮食”（同上，第165页）。“农民为了缴纳赋税，在收割后马上把一部分粮食出售，而以后又转为购买粮食，而且往往是购买自己生产的粮食，而买进的价格比出售的价格要高得多”（巴尔科夫斯基《伏尔加上游盆地的粮食贸易》，第13、629页）。“庄稼汉一般并不喜欢出售粮食，但贫困仍然在逼使他们这样干，农民有句俏皮话：‘亲爱的黑麦别伤心，命运迫使你进城，但我即使出高价，定要把你请回家’，也就是在春季，农民虽然要出更高的价钱，但还是要买回自己的黑麦”（《特维尔省统计材料汇编》。1874年特维尔版，第2 册，第64—65页）。

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在秋季把必需食用的粮食出售，然后在春季再高价买回自己的粮食，这种荒诞奇怪的现象普遍到何种程度。现在我们来看，在秋季农民是在什么条件下把粮食出售的，农民的粮食有多少是进入我国粮食贸易的。

“粮食的主要生产者是农民……　粮食是搜集起来的……　随着铁路的铺设，许多商人从里加、维切布斯克、季纳堡、基辅等地来到库尔斯克、奥勒尔、科诺托普等地，他们到各地去收购粮食，并住在搜集粮食的地方”（查斯拉夫斯基《里加的贸易》，第31、255页）。“农民一般在秋季出售粮食。这种粮食是由商贩收购的”（同上，第118、342页）。“随着铁路的铺设，莫尔尚地区的耕种面积有了显著扩大……租种大片土地的农民把将近一半的粮食出售……　由莫尔尚商人亲自在市场上收购或者通过富农经纪人收购”（查斯拉夫斯基《莫斯科附近地区》，第75页）。“在莫尔尚市场上收购农民粮食时，当地的富农积极参加……　这里，同整个俄国东南部黑土带一样，富农在同农民直接打交道中，它的剥削性质很明显……　这里使用的手段有诈骗、少量少秤、少付钱等……　有一名头号商人，他很早就买卖粮食，全年买卖的粮食达到100000俄石。后来，发觉他的一普特的砝码有2磅出入……　他靠这种手法，一年可赚进近16000卢布……　这件事暗中了结了。”（同上，第76—77页）“做买卖的是一些莫斯科、彼得堡、里加和当地商人……　通常由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商人的伙计在当地富农商人的协助下，在当地进行采购，然后再成批地转售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　总之，这种商业有两重性：（1）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商业主要是贩运性质。通过富农、商贩、小贩等人跑遍乡间和农村市场，主要向农民小批地收购粮食。奥勒尔河以北主要是这种商业形式。（2）在奥勒尔河东南部，粮食运往贸易集镇，由当地富农收购后转售给外来商人”（同上，第5—6页）。“在科兹洛夫市场上收购粮食通常是通过当地的富农经纪人来进行的”（同上，第51页）。“在姆岑斯克，大商人借助于商贩和富农收购粮食……　在当地贸易中心（镇）的市场上，粮食首先从四面八方运来，送往两三家小富农的谷仓……　他们确定价格，向未来的收成先付钱和商品，换句话说，把易货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着铁路的铺设，他们不得不让位于外来的商贩和富农……　更往北的地方，原先的贸易也是贩运性质的。每一个批发商都有他自己的贩子。他把钱分发给他们去收购商品，价格通常不得超过规定。贩子们便前往各个农村和市场……收购中得到的好处归贩子。谁能够用更低的价格向农民收购产品，他就得到更多的好处，就会很快发财，自己就会成为商人，拥有自己的一批贩子”等等（同上，第140—142页）。“铺设铁路对本地商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莫斯科商人开始抛开当地商人，自己行动”（同上，第146页）。“大商人（在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之间）向生产者收购粮食，几乎总是借助于富农，即所谓‘长尾猴’进行的”（同上，第167页）。“伏尔加河、茨那河、梁赞河码头上的粮食大多是农民的粮食”（同上，第205页）。

“粮食市场上的粮食堆积场地（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是很大的……主要出售粮食的人通常是向农民收购粮食的富农收购商（杨松：《敖得萨地区》第46、122页）。“在第聂伯河沿岸，除了大资本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小资本，它们的目标是收购庄稼汉的粮食以供应城市居民”（因为地主的粮食已出口了）（同上，第111、195页。）“（比萨拉比亚的）农民把自己的粮食只出售给市场上的犹太人……农民不把粮食运往比市场更远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粮食储存早已落到当地的犹太人富农手中…… 农民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他们”（同上，第140、216页）。“在波多尔斯克省，犹太小商人收购农民的粮食。这里同西南边区一样，占优势的通常是地主的粮食”（同上，第170、246页）。“在基辅省、波多尔斯克省和赫尔松省，集市贸易十分发达。粮食集中到市场上，附近的农民和其他的生产者（哥萨克人、缴纳封建地租的人等等）把粮食运到这里。……犹太人收购粮食，集中起来，发往港口”（同上，第192、268页）。“农民常常彼此之间组成团体，委托推选出来的人去敖得萨出售粮食，所得款项根据各人交售的粮食按比例分配”（同上，第193、269页）。在敖得萨，“犹太富农在城外约五俄里的地方守候着移民垦殖者或庄稼汉，谈判收购价钱，坐到粮车上，运往主人的店里……这时就要由拿斗量粮食的人显本事了……尽力把谷粒压得结实一些等等”（379页）。

“现在，在市场上向农民收购粮食的方式，代替了早先深入农村收购的方式”（别佐勃拉佐夫《东北部地区》第511页）。“在小集市和市场上，搞粮食小买卖和投机贩卖，这在农民中间是很活跃的”（同上，第514页）。“这里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农民经济决定了粮价的低廉……　所有外运的粮食都是农民的”（同上，第500页）。“在乌菲姆边区，成交的是农民的粮食。由于农民生产粮食所花的费用低得多，因此，地主无法跟农民竟争”（同上，第558页）。

其实，这种现象很普遍，因为在西部地区

“地主的农庄荒芜了，土地卖给富裕的农民和商人。新的主人为了尽快地从土地上榨取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而滥事经营”（拉叶夫斯基：同上，第28页）。

在科斯特罗马省，地主的耕地缩小了（邱宾斯基）。在诺夫戈罗德，情况也是这样。从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汇编”（第5卷）中可以看到，地主的耕地在十八年内减少了80％。一方面农民的土地极少，另一方面耕地中弃而不种的俄亩数却在不断增加。

“集市和农村市场上的主角是小贩，亦即富裕农民和市民出身的小贩，他们对于农民经济中的一切东西都收购”…… 庄稼汉说：“富农连死猫都要”。“小贩，这是最初一级的商业…… 小贩把东西卖给港埠商人。每一个港埠商人的周围都有一帮小贩。小贩主要靠克扣斤两从庄稼汉那里得到好处。小贩有自己的秤”（拉叶夫斯基，同上，第36—37页）。“北部地区生产亚麻（以及粮食）的人是不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依赖本村的富裕的人，即依赖富农。富农用钱和买来的大镰刀、镰刀、衣料等农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给本村的人，换取农民生产的亚麻、粗麻布、粮食等产品。……　这些富农把用压价收购来的商品转售给商人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外国人办事处的伙计”（邱宾斯基《北部地区》第102—104页）。在平斯克地区，“犹太佬的小酒店老板和经纪人收购粮食”。“在皮里亚金斯克和洛赫维茨克县，经纪人向当地富农收购粮食，而后者在集市上收购农民的粮食”（杨松“平斯克地区”第159—169页）。“掌握别热茨克市场全部亚麻贸易的三个商人并不亲自收购亚麻，而是通过专门小采购商、小贩来收购的。……　富农们走遍全县各乡，向地主和农民们零星收购亚麻。小市民中的富农在逢到赶集日期时，天刚拂晓，就已摸黑赶到了市场，简直是向农民夺取亚麻；他们采取了克扣斤两等各种各样的欺诈行为”（《特维尔省统计材料汇编》第2辑，1874年特维尔，别热茨克县，第8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仅国家预算和我上次信中所列举的其他因素要依靠农民的耕种劳动，而且农民还要：（1）把自己的产品愈来愈多的份额交给地主；（2）向人数众多的富农、“长尾猴”、商贩、犹太小酒馆主人、港埠商人等等提供利润。从上述汇编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得到自己的那份战利品的……

其次，《国有财产部汇编》表明，私人和国家的种种努力，如我们所知，其目的在于发展流通而不是组织生产，换句话说，一切努力是旨在使介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发财致富，使一切促进资本集中的手段得到发展，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说在六十年代初，生产者能得到自己产品的50％的话，那末现在，他得到的份额（在上述各种因素都起作用的条件下）减少到只有四分之一。此外，农业生产者在经济上不象在1861年以前那样是同土地连在一起，而是同富农连在一起。现比较一下俄国和美国的情况。后者的特点是劳动生产率在迅速提高。我想知道一下：生产者得到的份额同日益增长的产品量有什么关系？如果过去一个美国工人生产100个单位，他得到的份额是50个单位，那末现在，当他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比如说200个单位时，他能得到多少？他得到的份额或者跟劳动生产率正比例地提高，即得到100个单位，或者跟过去一样，仍旧得到50个单位，或者比50个单位还少。在俄国，生产者得到的份额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来说都在减少。但是（这一点更重要一千倍），这个份额还在继续不断减少，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某种可怕的情景……与此同时，我国绝大多数的公众和报刊却把这种减少的一切症状（除预算以外的上述各种因素的发展）看作是日益繁荣的迹象。

我希望，您已收到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汇编》的第4 卷和第5 卷（《农民的经济和私人土地占有者的经济》）。相信您会以很大的兴趣读它们，并且会感到很满意（当然是在理论方面）。这两卷使我们知道许多有趣的事实。例如，一方面，我们看到一部分米尔有延长重新分配土地的期限的趋势，现在这种期限平均长达十二年半；50％的公社要过二十年再周期性地重新分配土地（第4 卷第152、3、9页）。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我国新的私人土地所有者——商人所占有土地的时间却只有17年！！（第5卷第46页）。顺便说说，查斯拉夫斯基在《国家知识汇编》中的一篇论《农业零工》的文章中力图表明，在南俄各省（草原省份）中，正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紧张的农业劳动并不是在大土地所有者的领地上，而是在农民的土地上。我们可以从《汇编》第5卷中看到类似的事实，表明莫斯科省农民经济的劳动最为紧张！瓦西里契柯夫公爵在其著作《土地占有和农业》中认为，不应该增加农民的土地占有量，农民全家的力量不足以耕种面积更多的土地。相反，《汇编》以及上述引文表明，在俄国的绝大多数地区（除西南各省以外），农民租种了大部分土地，买卖的粮食是农民的粮食。就有关农民土地占有等事实和统计资料的数量而言，我还不知道有比这部莫斯科《汇编》（第3卷将于8月或9月问世）更好的著作。

《交通部统计汇编》新卷将于8月出版。除了其它的资料以外，它还将刊登（12种农产品的）铁路货运表，表明1876年俄国全国各铁路车站和码头发出农产品和收到农产品的数量。交通部统计司打算发表48种商品（占全部货运量的92—93％；而12 种农产品则占42％左右）的类似表格。手中有了这些表格和国有财产部的出版物以后，就可以确定每一个省留下的农产品有多少，外运的农产品有多少。我把主要结果归纳在一张卡片上[2]。我把它连同其他书籍（股份银行1876年度表报）一起寄给您。您可以从这些表上看到，把农产品货运的南方方向同北方方向和西方方向区分开的一条线是从察里津到日梅林卡（敖德萨铁路）；甚至例如，斯拉维扬卡（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亚速夫铁路）也把三分之一的农产品货运量发往北方。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利用铁路运输穿过整个俄国的粮食（从察里津到彼得堡、里加、维尔什鲍洛夫等地），能同其他国家的粮食竞争；同时，您不应该忘记，俄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多么低下。换句话说，俄国的农民由于在经济上有极其严重的依赖性，就给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地区的地主以这种可能性，即“把农业居民驱赶出土地”和“把耕地改为牧场”，同时加强了俄国在经济上对西欧的依赖关系。这样，彼此都有好处。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每个商业部门中，信贷业务中究竟有多少份额归于商人，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有关银行业务的统计表报没有作出任何回答。为了得到有关我国国内市场相互关系的某种概念，您可以看国家银行的表报（附件，第3表），但我们在这里只能得到非信贷性交易的一般概念。尽管此表提供的只是近似的回答，我们不应该忘记：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整个俄国，很大一部分汇款和电汇是借助于这些分支机构进行的。我们可以从《俄国对外贸易一览》中知道：彼得堡（及其港口喀琅施塔得）是多么强大的吸引中心。因此，研究下列现象是很有趣味的，即：（1）相向运动，即支付手段流向省里的原料收购地（2）为了购买本省所需的商品，支付手段（在原料输出地得到）从省里流回工业中心的运动。《交通部汇编》表明，1876年仅仅由铁路运往彼得堡的粮食就有5050万普特（由于没有材料，我不知道经由内河运入的粮食有多少[3]）。这5050 万普特占运往彼得堡的所有商品的铁路货运总量的66.2％。《汇编》材料告诉我们，1876年俄国铁路网所有1080个车站12 种农产品的到货总量达到23620 万普特。彼得堡一个车站的这些农产品的到货总量为5575 万4000 普特（除粮食外，还有亚麻、大麻纤维、亚麻籽），也就是说，彼得堡占其余全部1079个车站的到货总量的23.6％，略少于四分之一！

现在可以极其有趣地来确定，支付手段的相向运动与所有的支付是否处于同样的比例关系。让我们请教国家银行1876年度报告（附件第3）和伏尔加-卡马河商业银行1876年度报告（第15页）。后者也是一家在各省有其分支机构的银行。

1876年汇款和电汇的总金额为59640万卢布，其中彼得堡为26500万卢布，占44％（1877年占50.8％）。彼得堡向各省采购的货款为20100万卢布（占76％），而卖给各省的货款为6400万卢布（占24％）（1877年分别占84％和16％）。我们已经知道，各省中因此而发财的是哪些人，他们是怎样发财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商人的商品推销员跑遍了黑土带各省的集市和农村，他们并没有白跑。

现在您可以判断，广泛流传的下述见解究竟有多少根据，即：俄国作为一个农业国似乎只有依靠出售原料产品才能增进自己的繁荣，因而需要对农民（即对富农等）组织贷款。如果照此贯彻下去，那就必须要求组织农民铁路，等等。各式各样的富农都靠贷款、铁路等等发财。由此得出（？），这些机构应该向农民提供发财（也就是成为富农）的机会，哪怕是小小的发财。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汇编》表明，富农是怎样从农民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我再重复说一遍，我国作出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并不在于组织生产（生产没有得到发展），而在于组织和发展流通。（例如，我们现在在彼得堡开凿通海的运河，建造亚速海的港口，加深利巴夫斯克港等等，这一切要耗费成百万卢布）。所有这些努力带来了预期的成果：为数不多的商业中心开始很快繁荣起来。它们象吸血鬼，汲取社会机体中最健康的血液。这就是为什么研究现代俄国经济发展是极其有趣和极其有教益的事情：您面前的这个国家的生产率极其低下，但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机体已经传染上形式最为危险的资本主义瘟疫。

我现在请您注意也处于革命中的另一类社会现象。我指的是习惯法。我试图描述的经济革命当然也会影响到法的关系，特别会影响到习惯法。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影响下，习惯法也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不利于大多数人的。我国不大的经济和社会单位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等等，如劳动组合、农村公社，都是以每个成员的劳动为基础的。在这里，劳动是提供所有权的唯一源泉。因此，劳动是各种法的关系的基础。可是，一旦除劳动外，还能用别的办法获得所有权的话，习惯法就会发生革命。这里的习惯法也确实发生了革命。这个课题是具有值得进行科学研究的意义的。可惜的是，它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顺便说说，近几年来，我国文献中有时出现论述新的经济条件对习惯法的影响的文章。例如，我可以举出奥尔尚斯基论述《习惯法》的很好的著作，巴赫曼就同一问题所写的著作，登载在《祖国纪事》上的兹拉托弗拉茨基的《农村的日常生活》等等。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尊敬的先生，请您原谅我这不能令人满意的英文表述。但同时您知道，我用外语表达同您用俄语表达一样困难。还请您尽可能在9月底以前把勃里奥赫写的五卷《铁路……的影响》〔4〕还给我。我把该书寄给您，为的是使您不会受到责怪，说您完全忽视它，但这部著作我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请费心也把《粮食贸易》〔5〕（地理学协会出版）寄给我[4]。但该书我并不急需。我再寄上几期《祖国纪事》，因为其中有几篇文章（恩格尔哈特、特利罗果夫、兹拉托弗拉茨基的文章）。如果您读后即寄回给我，将非常感激。

您在上次来信中说，英国的农业危机“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将引起巨大而严重的变化。这个问题我下次再谈。”应该说，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巨大的兴趣，对我有巨大的意义，如果您履行自己诺言的话，我这个忠实于您的人将非常感激。　　尼·丹·

发货量和到货量的资料（a+b）并不符合一致，这是由于货物在交叉点上从一条铁路转交另一条铁路转运时，各铁路的记载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