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伊·查苏利奇致恩格斯
伦 敦
［1890年4月20日左右］于墨尔纳赫
尊敬的公民：
您建议我们回答别克先生。问题不在于论战使我们感到厌恶（我们的敌人甚至抱怨普列汉诺夫太喜欢论战），而别克的文章本身对我们说来完全无关紧要。“触犯”了我们的是另外的方面——即这篇文章竟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以及这一机关刊物的“不偏不倚”；但是必须面对事实，所以我们就不再谈这个了。我们也认为，正如您所写的那样，“如果俄国运动能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的话，它是能够赢得胜利的，而西欧舆论对于俄国运动所了解的不过是些旧传说而已。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回答别克将是一个真正不好的开端。问题不在于别克个人（是他还是别人，反正是一样；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与他有个人关系，不论是好的关系还是坏的关系。很可能，他是拉甫罗夫的同伙；拉甫罗夫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同伙），问题在于他的文笔使人不宜对他作严肃的回答。他用毫不连贯的句子一下子涉及太多的问题（他提到了，也可以说，运动的全部历史，它的实际的和思想的方面）。我们完全不难用几句话来回答他，而对俄国人来说这已经完全够了。但西方的同志们熟悉的只是官方编造的神话（别克没有比这走得更远），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回答就不够了。而假如我们试图对他的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作认真分析的话，那末我们所需要的篇幅比《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能允许的要大得多。不过我们姑且假定，我们终究这样做了。那时我们用德语说出来的也无非是我们现在用俄语说出来的那些话而已。然而许多俄国人非常珍视神话的千真万确，在西方同志眼里，由于这种神话，“祖先的光荣”的余辉在某种程度上也落到了他们身上。
您可以相信，编辑部将会收到象潮水般涌来的对我们最强烈的抗议和诅咒。对我们来说这些抗议和诅咒丝毫也不可怕，但事物的逻辑本身要求，编辑部在登载这些抗议后不得不重新给我们发言权，这样就会没完没了地下去。象《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大篇幅的报纸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来彻底弄清这桩公案，而且用这类事去充塞它的版面也是很可惜的。无论怎样来考虑问题，我们觉得，以不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回答别克先生为好。我们认为这一插曲已告结束。
至于一般地说到撰稿的问题，那末这是另一回事，或许，我们的团体〔1〕 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是不对的。
普列汉诺夫现在在这里，在墨尔纳赫，并和我一起向您表示最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维·查苏利奇
又及：有人刚刚告诉我，苏黎世别克式的大学生们在一个会议上宣布自己占领沙皇格勒的坚定意图。您把占领沙皇格勒的益处说得如此之好，以至这样的愿望攫取了他们的心灵，大概，正是因为读了您的文章的缘故吧。〔2〕
〔1〕查苏利奇给恩格斯寄去一份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于1883年9月13（25）日在日内瓦发表的《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声明。该声明是“劳动解放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阐述了该社的基本原则、宗旨和任务为俄国社会思想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奠定了基础。这个声明谈到：“前‘土地平分社’的成员现在改变自己的纲领，决心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他们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见《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学术遗产》第8 集第1部分第29页）。
这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和瓦·尼·伊格纳托夫。它积极开展活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并在俄国传播。除《共产党宣言》（见注207）外，该组织于1883年秋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由捷依奇翻译并写序言，收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丛书》。这本小册子附有恩格斯于1878年发表的马克思传记的大部分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1884年出版了由查苏利奇翻译的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这一章作为该书的附录发表。1886年由查苏利奇翻译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出版。1885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马克思的著名的《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1892年普列汉诺夫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的附录中收入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的家族》的部分章节。该组织还出版了恩格斯论述俄国的著作中的名著《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见注263）。“劳动解放社”成员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直接在俄国用石印出版。这证明它同在俄国境内的秘密组织，例如，同莫斯科大学生“翻译者和出版者协会”（见注224）有联系。
“劳动解放社”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保持着联系，例如，在英国有爱琳娜·马克思和爱德华·艾威林，在保加利亚有布拉戈耶夫，在法国有茹·盖德和保·拉法格，在意大利有拉布里奥拉，等等。它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联系最为密切。普列汉诺夫和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经常通信。该组织的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曾担任德国刊物的撰稿人。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文章。本书中收入的材料证明“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同恩格斯有密切的友好联系，恩格斯曾对他们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动，给予了巨大帮助和全力支持。——第456、467、474、482、562、702页。
〔2〕恩格斯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写这篇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维·查苏利奇通过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以当时“劳动解放社”准备出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名义，请求恩格斯为该杂志撰稿。这篇著作以维·查苏利奇从德文译出的译文刊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890年2月和8月号上，标题为《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策》，并且预定在俄国地下传播。恩格斯在世时，这篇著作在报刊上传播相当广泛。——第545、547、548、550、552、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