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弗·丹尼尔逊致马克思
伦 敦
1872年12月15（27）日于圣彼得堡
尊敬的先生：
您想利用外交途径为“我们共同的朋友[1]”奔走〔1〕。然而我觉得任何申请只要不是亲人提出（尤其是外国人提出），只会对他不利，因为在政府心目中，这种申请会使该人成为一个特殊要人。但这取决于您所采用的办法如何。
我给您寄去了季别尔的著作[2]，同时还寄去了作为俄国土地所有制问题材料的斯克列比茨基的著作和戈洛瓦乔夫写的《改革的十年》一书〔2〕。为了避免任何误会，我应该告诉您，我们这里在寄书时只付寄到边境的邮资，因此，您大概要支付从边境到伦敦的邮资。我对此是毫无办法的。大约两年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应“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请求，曾托一艘英国船把一些俄罗斯歌剧剧本带给您的女儿。不知道她收到了没有。我很想知道，您和您家对这些歌剧剧本的印象如何〔3〕。
希望您提出的有关您女婿[3]的请求会得到实现〔4〕。有关自然科学问题的文章可以寄给一家杂志（《知识》）（条件是：创作一印张付稿酬50 卢布；简介、编写，每印张35 卢布），而有关西欧各种社会问题的文章则可寄给另一家杂志。但是，试稿是一定要的。
至于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和个性的资料，我想办法弄到并给您寄去。这里必须考虑“我们共同的朋友”实际上的想法。但是我觉得：（1）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处境不会恶化；（2）描写他的科学活动和政论性活动，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害；（3）宣扬这件令人愤慨的法律上的谋杀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其实，控告的根据只是一封伪造的信〔5〕。不容许他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此外，还对他的作品（经过书报检查机关检查后出版的！）提出了控诉。他被指控同侨民有联系，这就是：他写信给赫尔岑，要他停止政论活动，因为作者认为，这种活动不会带来好处，而只会带来明显的害处〔6〕。我尽力去弄到这个案件的材料，并给您寄去。我担心弄不到写他传记的足够材料。顺便说说，从各种杂志中收集到的他的文章已编了12卷，而且不可能收集全。他发表的著作有：批判性的、论战性的、经济学的（其中大多数您已经得到了）、历史学的、书报评介等等的著作，而只有根据这些著作才能评定他的学问的渊博。他翻译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施洛塞尔的《十八世纪历史》（他还答应作注释，编成两卷，可惜没有能完成）、施洛塞尔的六卷本《通史》和盖尔温努斯的《十九世纪历史》的一部分。
柳巴文打算实现您的愿望，即同意公开利用文件，不过条件是：由于文件是柳巴文交出来的，他同时又是控告人；由于他不愿扮演匿名控告人的角色；由于他确信这类文件应该全部出版，因此他愿意也印上他的名字。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才打算实现您的愿望。
致深切的敬意。
尼·丹·
[1]洛帕廷。——编者注
[2]见第185页注①。——译者
[3]拉法格。——编者注
〔1〕1马克思可能打算通过同他一直保持来往的英国外交官戴·乌尔卡尔特争取使洛帕廷获释。——第184、186页。
〔2〕阿·阿·戈洛瓦乔夫《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1872年圣彼得堡版。马克思为这部著作和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的著作（见注146）做了摘录。这些摘录发表在195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2卷。——第187页。
〔3〕指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而死》（《伊凡·苏萨宁》）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总谱。丹尼尔逊早在1871年初就应格·亚·洛帕廷的请求把它寄给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第187、191页。
〔4〕拉法格为俄国许多杂志撰稿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撰稿之事，马克思曾请丹尼尔逊给予协助。在这期间，拉法格同丹尼尔逊建立了直接的友好关系，并通过他同《基础》、《祖国纪事》、《北方通报》等许多俄国杂志的编辑部取得了联系。——第184、187页。
〔5〕指在挑拨者弗谢沃洛德·科斯托马罗夫协助下炮制出来的一封伪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信”是写给诗人A·H·普列晓夫的，内容分三部分。信中谈到秘密印刷革命传单、印刷机等等。这封伪造信在指控车尔尼雪夫斯基时起了重大的作用。——第187页。
〔6〕指发表在1860年3月1日《钟声》第64号上署名《俄罗斯人》的《外省来信》。信中对赫尔岑相信亚历山大二世具有自由主义，相信俄国似乎开始在进步，给以尖锐的讽刺。信的作者指出，俄国面前有一条革新的道路——这就是人民起义。作者在信的结尾对赫尔岑这样说：“对不起，请记住，相信沙皇有善良的愿望，这已经使俄国受难了千百年。您不要再赞同这种信念，……但愿您的《钟声》不是为祈祷，而是为报警而敲响吧！请号召俄罗斯拿起斧子吧！”显然，信的作者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的人是很接近的。——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