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161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

彼得堡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的2月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顺利地寄到）[1]，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她能否经受得住这次发作。在这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比以前差多了。（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局势[2]使我不能每年去卡尔斯巴德[3]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直到不久以前才有所好转。当时，我曾通过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不过信中只限于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并且告诉我由于某些情况，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完全是机密），据我从德国得到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象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二卷[4]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没有使我感到气愤，这是由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是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的：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情况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瓦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的现象。然而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还很少受到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至于这次的停滞是什么样的停滞，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5]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来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了。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收回去的话，英格兰银行就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停止实行银行法令，那时我们这里就要发生金融破产现象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之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朗卡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虽然这些银行的的确确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的亏本生意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丹就是这样。同时，以棉制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要是在工厂主当中、从而也在地方银行当中不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金融市场的总崩溃，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结束，这是很难预见的。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的情况都很坏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是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6]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是通过增加债务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而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象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巩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将引起巨大而严重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生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货——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的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象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是，他们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铁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当然，移民中的小农场主是宁愿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的。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在路易·波拿巴时期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送去投邮的时间愈来愈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愈来愈显得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即使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最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象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媒介，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象，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层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象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停滞的状态和生产者挨饿的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欧洲通报》的我的过去的明智批评家〔2〕 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品得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而我一般地说对这类书是没有更高的要求的——在细节上也是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个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远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体一直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今后还会这样。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4—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