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伊·查苏利奇致恩格斯

334　维·伊·查苏利奇致恩格斯

伦　　敦

［1890年4月10日左右］于墨尔纳赫

尊敬的公民：

您的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已收到，现正在翻译〔1〕。我和普列汉诺夫一起读完了您的文章，同时得出一个结论，即您说要加一个注解，这没有必要。您只是顺便提到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问题，而在其他方面，文章本身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可以而且应当关心这类问题。

而现在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不能不向您提到另一件事情，即关于第14 号《社会民主党人报》〔2〕上对我们的攻击。使我们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吃惊的是，这样的文章竟出现在受人尊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上。如果说这是一篇多少还是认真的并具有一些健康思想的文章倒也罢了，但它完全是在德国公众对俄国事务毫不知情上面打主意。别克先生永远不会有胆量用俄文写任何这类东西。在其他一切问题上都没有一致意见的所有各种色彩的俄国刊物（我能举出无数例子），在下面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运动与10—15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相比，简直不足道。确实，“在八十年代”俄国的大学生们（除我们的同志以外）都不再搞宣传活动了，从而失去自己的“文化传播者的”（在别克的语言中，也就是不革命的）性质；按照别克的意见，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这样的性质，至少不久前在苏黎世就是这样，而在苏黎世别克是与无政府主义者混在一起的。同样真实的是，现在在瑞士和巴黎的一些大学里（别克先生就是在那里开始并继续自己的革命生涯的），大学生中间谈论谋杀和炸药的比从前要多上一千倍。但从1882年年初以来（在热尔瓦科夫和工人哈尔图林处死了斯特列尔尼科夫以后）〔3〕，在俄国还没有一个人被革命者杀死，也没有进行过一次使沙皇的生命多少遭到一点威胁的谋杀。

若是用俄文，别克先生就决不敢写：“很难指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有人曾经劝工人把希望寄托在全部知识青年身上”。谁也没有直接向工人提出过这种劝告，原因很简单，因为从1881年以来，在俄国除了我们及信仰我们思想的几个小组外，革命者中没有任何人为工人写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向工人提出过任何劝告。可是，在“上流社会”中，在为知识分子而出版的书刊中，正是这一问题成了最热门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题材。由于可供选择的材料太多，要挑选出一些引文作为证据反而很不容易。假如仅就最近一段时间而言，那末在1888—1889年间，在瑞士就出现了许多报章杂志，如《自由》、《斗争》、《自治》、《自由俄罗斯》等，所有这些报章杂志都言过其实地颂扬了知识分子的救星作用。在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联邦运动者”的团体的机关报《自治》创刊号上，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中说，他们不喜欢自发的人民革命，城市里的革命会导致专制制度，社会主义联邦运动者只把希望寄托在有教养的人身上，寄托于社会，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但这是一份编得不好的报纸，可能，它自己不知道它想说些什么。《自由俄罗斯》则不同，在这里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贴。德拉戈马诺夫先生是《自由俄罗斯》的鼓舞者，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想说些什么。这家报纸提出一种理论，说什么人民革命是一种不幸，人民革命得不到任何结果。不论在什么地方，专制制度都只是由于有教养的人的活动才被推翻：在1788年的法国，1847年的普鲁士（2月3日的特许证），3月12日的维也纳，武装起义的前夕，根据皇帝的圣旨。至于社会问题，那末只有通过各阶层居民的一致行动，在“社会政策”的帮助下才会得到解决。西方已进入了这一阶段。一些有钱的和有教养的阶级，和政府一样，正致力于改善工人的境遇，而工人们自己考虑的也只是一些最低限度的、实际上做得到的要求。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马克思的陈腐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到处都被工人们忘记和抛弃（《自由俄罗斯》第2号，《社会运动概况》）〔4〕。欧洲的情形就是这样。而在俄国，假如地方自治局提出请愿的话，那末政府定会同意建立类似1847年普鲁士联合省议会那样的机构。该报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不要超出“上流社会”的圈子，而重要的是不要面向工人。《自由俄罗斯》的作家们举出一切可能的（确切些说，根本不可能的）现象作为论据，竭力污蔑我们的工人。他们毫无事实根据地创立了一种理论（同时继续自命为“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即大多数工人被逮捕后都必定会成为叛徒，因为只有教育（大学毕业或中学毕业）才能给人以精神力量和勇气。

开始对禁书感兴趣的工人，无论如何不会只是阅读那些专门为他们出版的小册子，他们是拿到什么就读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以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名义加给工人们的那种愚蠢的而且是不公道的侮辱能不予理睬吗？普列汉诺夫在受到人们指责的序言里所说的，正是这个内部具有无数细微的差别的派别（但这一派的所有成员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不要工人，而主张只与“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人一致行动）。当别克先生声明说，“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社会主义可靠性得到普列汉诺夫的签名证实的知识分子才是‘好人’”时，他是在撒谎。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只不过是说，现在不顾危险走到工人当中去的大学生是工人的真正朋友。这一序言在苏黎世和巴黎的大学生集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说，普列汉诺夫把有教养的人们彼此间谈论的问题泄露给了工人。普列汉诺夫还收到一些信件：有一封信如此可爱，以致我想把它引证一下。信中说（作者是一个高等女子学校学生）：“您建议工人自己求得自身的解放，从而证明您并不爱工人。一个爱别人的人不会对这个人说：你为自己的幸福去劳动吧。相反，他会说：你放心，不要惊慌，我什么都会替你办好的。我们对人民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只有我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朋友。”不久前发表的序言尚未遭到攻击。国外的几个大学生的集会还不能代表舆论，而别克先生这样喜欢信口开河，以致不论他说些什么，人们早就不予回答了。

在我们的青年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有个时候曾把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混为一谈并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青年，尽管他们只是巴枯宁主义一民粹主义的青年，——现在正在发生分化。一些人正在成为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者，另一些人在越来越多地吸收纯粹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但在头脑里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甚至那些发表符合《自由俄罗斯》观点的纲领的人，在纲领上加上一些赞美甘油炸药和他们将带给人民福利的空话之后，也有机会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可怕的革命家，也许，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部分青年学生迟早定会掌握和他们的处境相符合的思想的。正是在我们运动的这样一种紧急关头，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开门见山地宣传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竭力澄清对我们的运动有害的思想混乱，而不管拉甫罗夫先生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对拉甫罗夫先生来说，只要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并答应“高举旗帜”，一切纲领就同样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正在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我们不知道，谁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2 号上那篇通讯的好心作者〔5〕，这篇通讯为在第14号上的攻击提供了口实。2〔6〕于说到我们，那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企图用自己的事情和争论去占据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篇幅（由于该党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似乎成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我们认为自己只是遥远边境上的一支警卫部队；我们本来以为主力部队没有工夫来管我们。所以当这份令人尊敬的机关刊物成为信口雌黄的大学生荒谬和恶毒攻击的讲台时，我们是非常惊讶的（他说到普列汉诺夫“挖掘的鸿沟”，说到普列汉诺夫应当提出，但却没有提出的目标，等等，从这些话里您能看懂点什么东西吗？我本人绝对看不懂任何东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要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它呢？本来应当给我们说清这一点，好让我们努力改正。编辑部也许会说，它是不偏不倚的，它将发表我们的反驳文章。但是，照别克先生的口气来看，十分清楚，即辩论不会有任何结果，还会出现几十个别克，这些人对有机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攻击我们将感到万分高兴。巴枯宁主义者的旧恨正包围着我们，而从不久以前开始，又增加了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新仇。能有机会恰恰是在这份机关刊物上攻击我们，这难道不是十分惬意的吗？而对于我们说来，在“不偏不倚的”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上与别克先生之流进行辩论甚至是一种耻辱。编辑部这样对待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政治考虑呢？伯恩施坦曾是我们的朋友，他多少知道一些我们的情况，他本来应当了解，第12号上的通讯描绘的是一幅完全真实的图景，这篇通讯将使别克之流生气。总之，如果政治考虑不允许编辑部支持真理并站到我们一边的话，那末根本不登任何会引起争论的有关俄国运动的东西，是不是比打击社会民主党人，即使这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好一些呢？

亲爱的公民，恳请您原谅我，我的这封违反我的本意成为极其冗长的信惹您厌烦了。本来直接写信给伯恩施坦要简单得多，但是，我们确实感到，他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在反对我们。大概，您经常和他见面，因此，也许您能向我们解释一下，问题究竟在哪里。

再次请您不要为我的长信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维·查苏利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