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伊·萨宗诺夫致马克思

11 尼·伊·萨宗诺夫致马克思

伦  敦

[1850年]5月2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马克思:

这封信将由福雷先生转交给您,也许,您已从报上获悉,他十分巧妙而成功地在里昂躲开了宪兵。我很高兴他有这种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给您写信,这是我被逐出巴黎以来所无法做到的。您知道,在您给我介绍的莱茵哈特的帮助下〔1〕,我曾抒算在巴黎做些事情。我认为,这事过早地被宣扬出去,是我被逐的原因之一。我是怀着烦恼、愤恨、气忿、但决不沮丧的心情来到日内瓦的。在告诉您我在这里干了些什么以前,必须向您略为说明一下我现在的观点。我们早已相识,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交换意见。大概,沃尔弗已告诉过您,最近我在对人对事的评价方面同他,因而也同您几乎没有不同意见。仔细地研究了蒲鲁东最近的著作〔2〕,阅读了他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妥协主义的文章,促使我进一步迈向您一边,同时由于我认为您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您在一定程度上会高兴地了解到,我同意您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宣言》[1]中所说的全部要点。是的,我的朋友,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无可抗拒的逻辑、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对秩序的热爱,迫使我终于确信,一个严肃的革命者只能是共产党人,而我现在就是共产党人。

这就是促使我走上这条道路的基本原因。我认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能产生个人自由原则的一切,而这个原则是作为社会秩序的唯一的和独特的基础而采取的,因而,对这一原则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只不过是表面的扩大,是幻想。我认为,欧洲文明只是在工业方面有进展,而在其余方面它的积极性越来越衰退,今后它已无法解决越来越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它自身的工业发展经常不断地向它提出来的。我认为,野蛮在它没有向文明顺从的范围内,是可以被谅解的,那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上的文明将不可能消灭它。最后,我认为,任何时候都决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价值尺度,因而,任何一种个人劳动同另一种个人劳动的交换,其结果只能是不公平和某一方面的剥削。就是这些十分零乱而简单地谈到的想法,使我得出了现在的信念。我请您,亲爱的老师,尽可能理解我的意思,而不要去注意不可能完善的表达方式。我认为有必要向您介绍自己的信念,因为我想建议您一同去做一件事。在一起行动之前,我们需要在原则问题上谈妥。从我到日内瓦以后,我会见并研究了居住在这里的所有知名人士。我来的时候,带来了拟在巴黎每三个月出版一期的民主党人杂志的计划。大家都答应帮助我,可是,我在这里的四个月内,我对他们大多数人的看法,以及对他们的帮助是否有好处的看法,大大地改变了。我起初最信任的马志尼,原来不仅是一个落后的人,而且简直就是思想反动的家伙。不久前他在自己的《人民意大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民主与制度》的荒诞文章,文中断言:不管在这方面说些什么,现代世界渴求的是权威!整篇文章都是按这句话的精神来写的,这句话足以用来评定马志尼了。费里克斯·皮阿既没有马志尼那样的名气,也没有马志尼那样的影响,可是他进步得多,主要是比较革命。他缺少坚定不移的观点,陷入了法伦斯泰尔[2]的死胡同,但他之所以成为傅立叶的信徒,只是因为他认为此人的学说是最革命的。(您知道,法国的年轻一代在共产主义者中只知道一个卡贝,而这人从诗意的想象来看很少有吸引人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其他一些法国人,除了我下面要谈到的一个人以外,完全不值一提。在马志尼和其它一些友好关系的帮助下,我才能取得赖德律-洛兰和孔西得朗的同意为杂志撰稿;蒲鲁东也答应给我撰稿。

现在必须按照我最初的考虑来向您谈谈杂志的计划。欧洲所有的革命尝试都遭到了失败,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些尝试不是同时进行,而且是在不利的时机进行的。因此我认定,要使今后的尝试取得成功,就必须创造另外一些条件,因而,必须要做到,不仅是那些被称为领袖的人,而且主要是群众的行动要协调一致。为此要创办中央机关刊物。出版这一刊物的地点只能是巴黎。刊物的性质应由下列三个条件来决定:出版的最大合理性、可能性和刊登材料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至于谈到可能性,这一刊物不可能办成日报,因为在巴黎物力和人力不足,而从外地寄来的文章对当前时事来说没有多大意思。周刊也未必好,因为它能刊登的不过是一周中的时事概述,因而,只是为法国对内政策的利益效劳。出月刊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是这受到第三个条件的限制:我们决不可能每个月都收到大量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这样,就不得不考虑出季刊,不过这倒是完全符合第一个条件的,也就是最大的合理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杂志不仅从事思想宣传,而且同时要发表党的宣言和纲领。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在政治上也会发生季节的变换,正因如此,我选择了三个月为一期。我把这一切细节都告诉您,为的是让您了解,所有取得成功的条件我都一一仔细地考虑过了。最后一个但并非不重要的条件,依我看来,就是领袖们的参与。我认为,他们的一致可以作为独立思考的群众内心一致的榜样,他们在共同行动时,将学会相互让步,我们终将努力利用这一点来实现我们的主张。

我承认自己的懵懂:我曾指望这些人参与进步事业,但结果证实了他们是进步的敌人,因而也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攫取了“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就象以前将“共和国”一词占为己有那样,为的是把这两者都巧妙地隐藏起来;因此,我连听也不愿再听到有关这些领袖的话了。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必须加以提防的危险敌人。——所以,我的计划形式上是原封不动,实质上却已改变。让那些没有意志的权威信徒们见鬼去吧!新事业需要的是新人;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需要一批年轻有为、具有真正知识和深刻信念的人来充当欧洲统一者的角色。目前我们的人太少了,我们在文学界、新闻出版界的人太少了,在思辨政治方面的人太少了,可是,在群众中我们的追随者却与日俱增,在过去从来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一词的各民族(斯拉夫民族和中亚细亚民族)中,我们的拥护者更不必提了。确信自己是创造性思想的代表者的人,不害怕在一定范围内的孤立,特别是如果他善于科学地论证实现这些思想的方法和独立地大体上拟定使这些思想逐步实现的过渡阶段的话。因面,我们杂志的任务,就在于形成一股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欧洲力量,并为此指明实际的方法(过渡阶段)。

我们这里有两个人:我和法拉波里(以前伦巴迪亚、托斯康和罗马驻巴黎的代办!)。他写了一部非常好的著作。他以自己的1848年和1849年的外交函件为基础,揭露了形式主义的共和政体拥护者民族政策的全部无能。在写得很巧妙的前言中,他不认为民族原则似乎只是宗教原则的必然结果,他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意大利人敢于这样做。至于说到我,我已制定了欧洲政治的详细提纲,其中力求证明三个民族不仅结成联盟,而且建立紧密的联邦是不可避免的,这三个民族在最近两年来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坚毅的进步趋向,——这就是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联邦。我打算这样来形成一股强大集中的力量,以便将来几乎不会有困难地实现我们的主张。

这里还有赫尔岑,他的小册子《彼岸》〔3〕想必你已看过了。他与其说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还不如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与其说是具有科学性,还不如说是富有想象力,不过非常忠实和非常能干。这就是此间的全部力量,我对他们并不估计过高。同提出的目标相比,他们似乎微不足道,但这仅仅是似乎而已。如果单独地看待他们,那这是一股不大的力量,但是,注意到他们的广泛联系,那么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是传播得相当远的。

巴黎的报刊是由我们——法拉波里和我——掌握的。当法拉波里担任公使的时候,为保卫意大利而由他创立并得到我在为《改革报》撰稿时期支持的组织,依然存在,它的活动甚至超出了法国的范围。同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有密切联系的赫尔岑正在给《人民之声报》提供经费。法拉波里由于同马志尼的友谊和为意大利效劳而掌握着意大利组织的所有非常巨大的力量,而在这里(日内瓦),我们得到了意外的和同样重要的支持。这就是一个名叫夏邦提埃的法国人,他不大出名,可是刚毅、忠实、能干,并且十分进步。他保证我们会得到一个强大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的中心设在里昂,它的支部分布在巴黎和整个法国。

因此,我们有一个有力量的核心,可是,亲爱的老师,我认为要是不把您包括在内,那它就有很大的缺陷。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写信告诉您,以便您了解我的计划、我的观点和我的行动方法。我重复一遍:我期望您,最迫切地期望您立即行动起来。要是您赞成的话,我们决定在第一期上刊载一篇表达编辑部集体意见的不署名的一般性文章和一系列署名的专题性文章。至于这些专题性文章,我们这里有法拉波里的论意大利、赫尔岑的论俄罗斯、我的论匈牙利和斯拉夫问题、皮阿的论法兰西,还有我的朋友、同我一起编辑过《改革报》的马索耳(他是一个蒲鲁东分子)的一篇论法兰西文章。我期望您以简评现实问题的形式,给我们写一篇论德意志的文章(按照我所说的精神),使它既是一篇宣言,又是一个纲领。我建议我的欧洲政治提纲作为一般性文章。当然,文章将预先提交整个编辑部特别是您通过。如果我确信这封信准能寄到,我本来会把文章和信一起寄出;但是因为您可能更换地址,或者信件也可能由于其它原因在中途遗失,所以我不愿把我十分珍视的提纲附在信中。不过只要您一给我回复,我立刻按照您告诉我的地址将它寄上。在第二期里,我认为应发表一篇理论性文章,也就是阐明过渡阶段体系的文章,这些过渡阶段一方面直接导致我们主张的实现,同时又要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十分清楚,只有您才能写这样的著作。我们期望把它写成对全欧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党的宣言,只要它得到我们在巴黎和里昂的朋友的赞同。如果您承担起草这一纲领的提要,那末,我们将竭力使它马上付诸讨论,并使它的基本思想得到通过。这一工作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至于您的论德意志的文章,我不仅希望,而且期待着您立即动手,两周后完稿。请按下列地址把它直接寄给巴黎的马索耳先生:新小田野路36号。他受托处理编辑部的事宜。我们找到了出版商,他答应承担出版杂志的费用,要是赚钱,就给我们分成。为了抵补费用,必须发售六百份。如果发售多一倍,那么就有三千法郎可付稿费,一个印张大概是五十法郎。当然,这是很少的,不过要是第一期获得成功,第二期我们就可以自费印行,那时所得将多一倍。我不仅期望着您,也期望着您的所有朋友。如果我在巴黎不是确信沃尔弗的不可救药的懒散,那我也一定会请他撰稿的。请即详细示复,主要的是,望答应我请您写的两篇文章。您和我,都是完全了解这些文章的意义的。烦将附信交邮局寄出。请您友好地接待我的送信人。我自己对他不甚了解,不过人家向我介绍说他很好,同时他的观点和行为也足以说明他的为人了。再见,朋友,也许我不会再这样详尽地给您写信,但是我希望有经常给您写信的理由。

致兄弟般的问候

萨宗诺夫

又及:来信请按下列地址直接寄给我:日内瓦埃居饭店。

至于此间的德国人,其中最好的一个是年轻的济格尔,巴登军队的最后一个总司令。这是一个满怀大志和倾向于我们观点的年轻人。要是您在给我的信中给他写上几句热情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这里还有一个弗利德曼博士,他也抱有正确的志向。

[1]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即傅立叶主义者的协作社。——译者注

〔1〕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尚未拥有此信。——第3、4、5、25、35、45、52、97、138、148、149、175、231、245、283、287、334、335、342、390、416、428、429、431、436、440、477、548、644、697、721页。

〔2〕比·约·蒲鲁东《一个革命者为捍卫二月革命历史的自白》1849年巴黎版(P.J.Proudhon.《Les Confessions d'un Revolutionnaire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e fevrier》.Paris,1849)——第25页。

〔3〕赫尔岑的小册子《来自彼岸》起初于1850年在汉堡用德文出版,1855年在伦敦用俄文出版。——第29、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