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弗·丹尼尔逊致恩格斯

353　尼·弗·丹尼尔逊致恩格斯

伦　　敦

1892年3月12（24）日于圣彼得堡

尊敬的先生：

请原谅我没早一点给您写信，很感谢您寄来的《家庭的起源》一书。这本书寄到彼得堡后过了一个月才送到我手里。我想，俄国公众有可能读到它了。

十分感谢您3月15日的那封非常有趣、极有益的来信，尤其是您是在目前这一紧要关头，如此繁忙的时候写来的。我国这次灾荒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扩大我们的工业和商业”上。商业事实上已吞食了农民的全部原料：粮食、森林、亚麻、羊毛等等。这以后，我们开始“保护”在被掠夺一空的农民阶级的废墟上培植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门得列耶夫教授就站在这些保护关税派的前列。

把我国经济状况和法国柯尔培尔时代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是很恰当的，但您指出了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增长问题，您说：

“因此，我觉得需要好几年才能完全克服这次灾荒所带来的后果，而一旦做到这一点，俄国就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甚至不同于1891年1月1日的状况。想到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使我们暂且可以感到自慰。”

我不完全懂得最后一句话的意思。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事实。为了扩大商业，我们破坏性地耗尽了地力；我国的气候改变了，河流淤积了。直至这次灾荒前我们“解放”了大约20—25％的农民。他们到处流浪，寻找工作。在西伯利亚、中亚和外高加索您都可以见到他们，他们做什么呢？到工厂里去吗？但我们知道，在现代工业中从事劳动的工人的人数逐渐在减少，例如，英国的棉纺工业拥有4475万个纱锭，也就是说，占全世界一半以上，它的市场，占世界市场一半以上，却只有50万名不同年龄的男女工人。而我们的国内市场达到饱和程度究竟能吸收多少工人呢？“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二卷，第303页[1]）我国农民被迫按倾销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他们的生活资料按同等程度减少。于是他们限制了自己的需求，抛弃了自己的公社份地，这就给工厂的工人施加了压力，等等。在由各方面的人士开办的农村食堂里，儿童每月伙食费是76戈比到一个卢布，成年人每月约为一个卢布到一个半卢布，也就是每月为一个半到三先令！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的国内市场。与此同时，技术和工艺上有了非凡的进步，就是说，必需的工人的数量相当小。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扩大国外市场的办法来摆脱我们的作者[2]所指出的矛盾，而我们如何来摆脱这一矛盾呢？正象不能设想有哪一家资本主义工厂会仅为本厂工人的消费而生产一样，同样，也不可能设想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没有国外市场。从这方面来说，在我看来，目前是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的作者所指出的矛盾正扩大到世界市场：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力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千方百计地想从竞争者那里把市场夺过来，因为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主义。

而我们呢？……我们也力图获得国外市场，用什么方法呢？用补贴金，也就是用限制国内市场的方法。总之，我国进入世界舞台的时刻，正是我们的一切竞争者都全力以赴、被迫满足于低额利润的时刻。1891年，英国棉纺厂主们已输出总数近6 千万英镑的产品，而我们现在输出的产品大约为50万英镑。在西欧，资本家们自己懂得国民教育——科技教育——在竞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使工人们能自觉地估计各种公共事务的发展进程，并能不太困难地摆脱危机，而我国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简直相反。我们关闭了学校大门，例如，关闭了我国唯一的一所农学院（在莫斯科）。〔1〕在一切方面，我们都在倒退，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明白：这一切怎么会“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呢？等到太阳升起时，露水已把眼睛浸坏了。

您说：“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是的。但在我国，一些极不相同的事实是并行不悖的，其中也包括带有经济性质的事实。数日前我曾寄给您《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做出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的第一卷，作者是瓦·沃，或者说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2〕。您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义的事实。众所周知，1861年后公社土地的分割已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制止了——主要是在黑土区。但经过大约20—25年以后，这件事情甚至在那些过去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行为的地方也恢复起来。有大量这样的事实：有些土地所有者放弃自己的权利，把它们让给公社，然后作为公社社员分得自己的份地。这样的事实好象和我告诉过您的情况有矛盾。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大约有20—25％的农民被迫在公社以外去寻找工作，留在公社里的人只有一种摆脱愈来愈困难的处境的方法，即斗争机会均等。总之，现在在我国存在着两种经济潮流：其中一种是人民的生产方式，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支持这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想把生产引向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支持另一种潮流——资本主义的话，那末，依靠如此根深蒂固的公社传统和习惯难道说已经太迟了吗？现在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发展资本主义上，为此花费了好几亿卢布，但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1891年就是一个证明。难道不可能改变一下保护对象，改变一下“方针”吗？难道现代工业只能建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吗？我们看到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一种是农民的生产方式，它的发展受到了人为的阻碍，但它有深深地扎下根去并变得更加牢固的一切希望。另一种方式完全是人为的，是靠牺牲农民的利益，也就是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在温室中培植起来的，然而我们却在继续支持它和保护它。看来，我们的宠儿——资本主义——破坏着农民工业的基础，但它既无国外市场，也无国内市场，也就没有牢固的发展基础。“国内市场建立起来了，同时又几乎完全被破坏了”，这您说得完全对。“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事实上，是不是失去了呢？），“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实际上，我们是在支持资本主义和保护它。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我再指出一点，我国地主的债务，1889年1月1日已达76000 万卢布，3040 万俄亩土地，也就是占总数32.7％的私有土地被当作了抵押品：北方和各工业省占7 ％—26％ ；南方和各少数民族省占40％—65％（赫尔松省、哈尔科夫省、基辅省）。1892年1月1日前，债务增加到92000 万卢布，也就是在三年中增加了20％以上，抵押的土地数目未公布。

尽管我写了这么长一封信，但我明白，我所讲的实际上都是些空洞的议论。您讲得完全对：有势力的少数人对保持Status quo[3]太感兴趣了。而在理论上呢？我们将走向何处？

《资本论》[4]第四版的出售被禁止了。那里面是否有什么补充和注释吗？考茨基论《资本论》的书也停止印刷了〔3〕。拉法格先生关于他岳父的回忆录即将在我们的一家杂志上发表。〔4〕

从“我们的朋友”[5]那儿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至诚地忠实于您的　尼·丹尼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