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生物安全面临的挑战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为提高生产力水平，陆续将工业化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工业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重大问题。进入21世纪，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全球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前沿新兴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向，转基因食品、新型药物等生物技术产品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并迅速发展成为独立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在解决人口、环境、能源等方面的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生物体改造方法和工具不断更新，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机遇与福利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生物安全和科技伦理挑战与风险[5]。转基因生物的全球性开发与流通涉及生物多样性、环境、健康和安全、人权和发展等多个方面，其安全性与国际监管能力备受质疑。生物技术实验活动的管理尚未达成全球性共识，生物技术误用、滥用情况层出不穷。再者，世界范围内粮食生产与销售的快速流通以及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的迅猛增长，加快了食源性、动物源性病原体和疾病媒介的流动[6]。与此同时，生物恐怖主义近年来颇有抬头之势，恶性传染病毒和生物战剂人为使用无疑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生物安全隐患在科技发展与全球化潮流的土壤中扩散，在传统生物安全问题的枝干上开枝散叶，滋生出新的更为严峻的安全问题，当前世界生物安全所面临的是新的多元化挑战。生物安全传统的几乎等同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定义，已无法将目前各国所面临的新兴生物安全隐患包含在内。对生物安全问题进行与时俱进的归纳总结，根据新生物安全时代之特性对生物安全定义进行多元扩展与多方精准定位，是当前各国与国际社会需要关注的重点。
新冠肺炎疫情使生物安全迅速上升为全民热议的一个焦点。贸易全球化的深度发展推动了全球性的人口和商品流动，拓宽了病毒传播的渠道，使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并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生命健康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此次疫情不仅使各国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和重大突发动物源性传染病疫情防护等生物安全本身的问题，更使各国进一步从国家安全保障的角度审视生物安全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威胁、危害了国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威胁、危害了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对国家安全的一次全面挑战。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为防止疫情在全球、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扩散，各国加强了人员流动管制。多个国家宣布禁止人员聚集、全国民众居家隔离甚至调动军队限制当地的人员流动。我国大量企业被要求停工停产，整个国民经济及发展受到严重干扰和损失。在严格管控措施的环境下，商场、餐厅、酒店、电影院等公共营业场所当然被叫停，实体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商业活动严重收缩。人员流动的限制自然使得人们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度世界经济安全形势严峻。基于生物安全考量的人员流动管制和商品进出口限制无疑对各国经济尤其是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造成巨大冲击，并将生物安全和经济运行的天平直接摆在各国面前。我们不能否认疫情紧急情况下严格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相反，从此次疫情中我们应当意识到生物安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变量，唯有确保生物安全才能为经济运行创造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生物安全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应当呈现正相关。
此外，由于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全球许多企业大量裁员，导致国内外就业形势严峻，失业、无业人员大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社会安全。就各国国内而言，不安定社会条件必然使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度降低，游行示威等群众性活动必然扰乱国内政治稳定。从国际社会角度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政治安全亦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已经威胁、危害到作为国家安全之依托的国际安全[7]。在疫情于全球泛滥的背景下，对疫情发生责任方的争论、对各国以及国际联合防疫手段的争论在国家之间展开，并逐渐演化为一个更为严峻的国际安全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重大的国际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生物安全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当前推进出台生物安全相关立法及政策、改进生物安全治理的工作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