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总结与建议
浙江是中国的经济强省，也是民营经济大省，省内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背景各有不同，发展模式各具特色。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之所以数量多，经济体量大，业务和投资遍布全球各地，本文认为不仅是因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基数大，民营企业多，而且在于其“多样性”的发展，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商主体”独立自主，充分运用智慧创造、创新各具特色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助力企业发展壮大。所以，如果想要研究如何优化浙江省民营企业的治理机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不同行业、不同背景、不同基因、不同现状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同优势与不足。我们应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治理基础上，在各式各样的企业内部治理实践中找寻其共性和特点，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需要、最恰当、最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处理经济类违法犯罪问题时倾向加大罚款力度，提升最高处罚额度。该趋势在证券市场中显得尤为突出，2020年3月1日正式生效的新《证券法》增加了“投资者保护”专章，设立了“投保机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如此严厉的制度保障之下，如果民营上市公司因为内部治理存在漏洞，控制性股东“一股独大”滥用优势地位，完全不关注投资人、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那么仅“代表人诉讼”这一项制度，就能让一个净资产几亿元的上市公司背上几十亿的债务，这样的企业哪怕成功上市，最后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企业破产，企业高管个人倾家荡产。因此，民营上市公司加强内部治理不应仅停留于口号或概念上。优化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关键是把各项有效的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形成治理合力。优化企业治理，实实在在地解决民营上市公司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增加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发展，增强规模经济的带富效应，为浙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贡献智慧、积聚力量。
【注释】
[1]崔越然，浙江宁波人，2018级法学专业非诉实验班本科生。
[2]朱慈蕴、林凯：《公司制度趋同理论检视下的中国公司治理评析》，《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36页。
[3]金玉梅：《浙江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5年，第42页。
[4]朱慈蕴、林凯：《公司制度趋同理论检视下的中国公司治理评析》，《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34页。
[5]参见《公司法》一百二十二条以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意见》。
[6]杨忠：《董事会结构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基于浙江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商大学，2010年，第29页。
[7]参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第三十八条。
[8]韩文：《董事会治理优化路径研究：专门委员会制度的重构》，《法学杂志》2019年第7期，第98页。(https://www.daowen.com)
[9]曲亮、章静、郝云宏：《独立董事如何提升企业绩效——立足四层委托—代理嵌入模型的机理解读》，《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7期，第110页。
[10]鲁胜亚：《基于法律风险分析的董事会治理问题研究》，《中国商贸》2013年第29期，第70页。
[11]孙敬水、孙金秀：《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与公司绩效的实证检验》，《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3期，第64—65页。
[12]张洁、马希希：《浙江省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与公司价值分析》，《会计师》2016年第4期，第20—22页。
[13]唐照波：《完善治理结构规避财务风险》，《经济师》2019年第5期，第105页。
[14]张杰：《论独立监事制度的设立》，《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4期，第76—77页。
[15]初明利、陶重任：《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监事会的探讨》，《求知》2011年第1期，第35—36页。
[16]朱呈访：《经济转型背景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社会资本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州为例》，《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11期，第75—76页。
[17]阳佳晨：《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与独立董事制度的融合与完善》，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6年，第8页。
[18]章剑鸣：《刍议浙商文化的内涵特征》，《商业时代》2007年第3期，第110—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