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的调节、驾驭和控制

在过去几十年间，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部门应该如何进行调节，争论激烈。一般地说，调节指按照一定的目标，使用一定的工具，试图影响个人和组织的决定和行动，而且就调节本身来说，它是与权力和控制的问题紧密联系着的。调节可以界定为“一个人的活动的选择，受到并非直接的是那个活动的一方或者直接卷入那个活动的实体的有意识的限制”（Mitnick，1980：5）。沿着这些思路，政府的调节，特殊地说，可以描述为“政府按照政府制定的目标和使用由政府支配的工具，指导特定的社会行动者的决定和行动的种种努力”（Van Vught，1989：21）。由于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尽管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一个重要的私立部门和公共部门并肩存在——有关调节和控制的争论这里也成为一个问题。越来越以不同程度的猛烈性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合法的关怀，政府的调节威胁削弱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教学和科研的职能的程度，以及政府的压力迫使高等教育发展“经营的运作模式”和“事务式的行为”的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从卷入对驾驭和控制争论的那些人所持的价值观来看，这一类问题可以解释为对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的十足的误解，从而可以看做是一次对学术界的正式的攻击，或者这类问题可以看做在一个社会的变化中的高等教育的作用和职能的一个迹象，这种社会似乎越来越依靠越来越大的受过高深训练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群体。我们现在这个高等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项目无意体现以上的价值判断，然而，这些相反的判断的存在突出了关于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和职能的驾驭和控制问题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反映在这些问题在高等教育的文献中受到越来越大的注意（例如，Becherand Kogan，1992；Clark，1983；Lane，1990；Maassen and Goedegebuure，1991；Neave and Van Vught，1991；Premfors，1984；Van Vught，1989；Watson，1987）。

观察和分析驾驭和控制的问题，有很多方法，因而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确定一系列关键的因素、手段和行动者。但是，撇开很多特异的方法，也似乎存在一个中心的范式。看来，分析和了解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运作的协调机制，主要的观点是这种机制乃是各种势力、利益，或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对于本研究，这种在特定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运作的不同势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描述和分析的关键观点之一。就这些势力本身来说，是否应该从一个四边形的、三角形的，或者金刚石型的图解进行研究多少并不相关（注意：Becher and Kogan，1991；Clark，1983；Neave，1991），这些势力的确实数量很可能是各国特有的因素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是有若干势力，通过相互作用，在一个特定的方向，又推又拉高教系统这样一个概念。为了简明起见，采取克拉克（1983）所开发的类型学作为一个出发点可能是有益的。在他最初的论据中，克拉克区别了国家权力、市场和学术寡头作为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协调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的三种势力。他把这些势力合成一个图形称为协调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个角代表一种形式的极度和其他两种形式的最低限度，三角形内部的位置代表三个因素的不同程度的结合（Clark，1983：136-181）。了解克拉克将把本研究所包括的一些国家放在什么位置，是令人感兴趣的。（图1）

图1　若干国家在协调三角形内的位置

当然，克拉克所提到的那些国家的位置，应该根据新近的发展重新考虑。如果目前要把本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在三角形内的位置决定下来，正如以后各章所证明的，将会出现一个完全新的图形。但是，在提出改变的问题以前，稍微再花一点时间确定和界定构成一个特定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范式的“推和拉的因素”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