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动力
应该很明显，德国高等教育在90年代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本节将分四点集中讨论这些问题。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是困难的。高等教育也许比任何其他社会领域更倾向于反对变革和抵制外来的价值、文化以及政治程序。所有那些表示要改革高教系统的人，都恰恰卷入了这个系统，都卷入了这个系统内部的过程、价值、文化和政策之中。这样，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没有耐性就得不到好结果。也许德国必须首先对高教的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然后才能开始讨论如何去解决。
数量问题
德国高等教育或多或少是德国社会对人才的数量需求的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开始于越来越多的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入完全中学（可获得完全中学毕业证书）而不是主要学校。越来越多的父母决定让孩子取得完全中学学位，该学位使学生有权进入高校学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持有完全中学学位者决定到大学或高专继续他们的学习生涯而继续扩大。社会对高教的需求在德国仍然在增长——虽然统计报告指出了有关年龄组人数的下降，但这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影响。教育，从初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对学生个人来说是免费的，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经费。
但政府经费的增长不能满足学生数量增长的需要，它不适应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因为增长模式不会因人口统计结果而发生变化，出现的问题是，政府分配经费是否更紧密地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政府是否改变社会需求政策，或改变拨款机制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政策。
高等教育的角色和使命
除了需求引起的这些问题外，高等教育政策还面临某些基本结构方面的决策。高等教育的“出售物”（offerings）的结构，决定于政治决策，这些决策不仅影响学生需求的方式，而且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式。德国高教系统为学生提供三种选择，这三种选择分别有不同的任务和使命、不同的课程和学位以及各个毕业生在以后工作中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
——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只在一个州的数量（注册学生数）上充当重要角色；
——高等专科学校，占高校学生数的25%；
——大学，培养着高校大多数学生（75%）。
一种有区别的系统恰恰应该维持这种比例吗？靠公共经费维持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维持这种比例吗？这种比例考虑了社会需求和有关劳动力的结构性要求吗？
随着年轻一代在高等学校特别是在大学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高等学校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发挥职业教育的功能。越来越多的学生期望在大学获得未来工作的准备，这种准备超出了为未来研究生涯所作的准备，更超出了为“公职”所提供的第一阶段的准备（有些专业教育，如教育、法律和医学等，是以一次全州的考试而结束的；此后有一个在大学之外接受实际训练的阶段；这个阶段之后，必须参加第二次全州的考试；这次考试之后方可毕业进入工作岗位）。
然而，德国大学有另外一项功能，即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如此，研究是德国传统大学的核心功能，塑造了德国大学系统的文化模式、激励模式和职业模式。为日益增多的年轻一代提供职业教育的功能，如何适应德国大学的传统研究模式呢？
如果考虑到教育和公职系统之外就业人员的职业教育需求，还考虑到德国高等教育一方面以个体研究者的自由为基础，另一方面以政府的指导为基础，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何组织来自职业界的必要的反馈信息？这个问题涉及到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和学位方面的情况，涉及到高等教育是定位于理论学习还是定位于实际学习的问题，涉及到学习过程中研究的任务定位，涉及到高等教育研究中“学术性”的含义，涉及到学习内容和学习期限的适应性程度，等等。
高等教育任务和使命问题涉及到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内容。为了简便起见，结构（即高等教育的部门分化，高校承担不同的任务）决定于州，内容则取决于各个研究者的活动。问题是，高等教育中的这些“协调”机制，是否仍然适应于改变了的德国高等教育系统所需求的结构和内容。建构高等教育的选择性机制——像别国所显示的例子那样——可能有赖于一种“统一的”系统，没有任何部门的差别；在这种系统下，院校的差别决定于各院校的实力，而不由政府决定，质量控制机制超出研究人员或教师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