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和责任

高等教育质量与高等教育是否符合供求双方的价值和目标并满足他们的期望有关。高等教育的“顾客”是学生（一方面是毕业生，另一方面间接地是整个社会，社会对劳动力的教育提出特别要求）。由于高等教育培养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它必须面对关于教育服务的质量的越来越多的详细考察。

到目前为止，教育质量的责任主要归结于学生，他们必须关心自己的学业进步和职业。教师、研究者更多地是接受外来的评审（同行评议、职业和晋升激励、荣誉模式）。评审的内容主要涉及他们的研究，对他们教学的考察处于次要地位。教育质量的外部保证机制（诸如由教育部核准考试规定、教师任命、入学资格的调整、能力规定、教学工作量规定等等）主要是定向“输入”，而且它们的主要焦点是保证全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平等和等值。来自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反馈主要依赖于教师与工商业的个别联系。

如果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资料没有公开，那么质量问题就不能确定。然而，有迹象表明德国高等教育面临质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业已开始，人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学生修业年限上，他们的修业年限被认为太长。但是，讨论的范围已有点拓宽了，已开始质疑整个教育过程的质量。人们已在呼吁更多地重视教学质量，并采取了实际行动（Frackmann，1991）。此外，淘汰率作为一个新的问题正开始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人们似乎没有确切的数据——淘汰率和在学习过程中“辍学”的学生的比例，似乎比目前假定的15%要高。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高教系统，但毕业生的数量并没有按同样的比例增加。所有这些现象促使公众更加关心除各个学生应负的责任外高等学院对高教质量应负的责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发了“质量控制”问题。

有下列三种质量控制方式：

——市场。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与这些市场因素相应的财政上的鼓励和限制（rewards and sanctions），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外部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在德国根本没有就这种可供选择的质量控制方式展开讨论，似乎不可能就市场机制达成共识。

——市场“替代”。市场的质量控制功能，为另一些外部教育质量控制方式所取代，比如外校同行（peer）的评审（这里“同行”不仅有教师，也有自由职业者）。这种质量控制由两个方面（高等教育为一方，政府和整个社会为另一方）的中介机构进行；不过在德国没有就这种控制展开深入的讨论，虽然人们会认为，科学审议会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另一个或一个被加强了的中央缓冲机构问题，在分权的联邦制度下总算是一种集权化。有关势力并非真的欢迎这一点。

——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机制。这些机制涉及到各个教师或学院和系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活动。它们有赖于“文化”的转换，有赖于管理的结构，也有赖于改善教育质量的内外部动机。人们也许立即会同意，这种质量控制和保证机制最接近德国高等教育的传统，而且德国许多州的高等教育政策似乎严重地依赖于对内部机制的激励。然而，这些机制是否准备对现存德国高教文化和传统进行足够的变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