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状况

本书所考察的所有高等教育系统，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走过了发展和社会转变的深刻的时期。但是，这里我们所关切的是比较新近的变革，而且在这方面，有些高教系统似乎比其他高教系统更加稳定，但是每个系统都受到来源非常相似的压力。这些压力中的好多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在看一下各国间转变的程度以前，有关似乎在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两个全球性压力，即扩张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需要再说几句话。

在高等教育的转变中的紧张关系的主要来源之一和扩张有联系，扩张转过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财政、管理和政府的关系，招收学生和课程，维护学术标准，以及和中学系统的关系。扩张和高等教育的每一种形式的活动和表现都有它的影响。

过去的三四十年来，高等教育大量地扩张，全球范围的入学人数戏剧性地增长。在大学的历史上，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发生了最大的扩张。根据拉米雷和里德尔的统计（Ramirez and Riddle，1991：91），“在从1200年至1985年所创办的1，854所大学中，有1，101所（占59%）是在1950年至1985年之间建立的”。老大学的规模也两倍和三倍地增大，比例不断增加的相关年龄组的学生几乎到处在参与高等教育。在1955年“发达国家全国第三级教育入学人数平均占6.0%，在发展中国家占0.9%”。到1985年这些平均数已增长至发展中国家9%和发达国家25%（同前书：95）。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大众化高等教育，而且正在迅速地走向普及高等教育。

从精英型高等教育系统到大众型高等教育的转变和然后走向普遍入学的思想来自特罗。特罗的论据是发展和影响高等教育的各种有关的问题不应该孤立地处理。更确切地说，他主张，一系列问题：“作为在每一个先进的社会进行中的一个广泛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一连串问题的不同的表现，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转变就是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到大众型高等教育，然后走向普遍入学。发展和扩张就展现在这个发展模式之下。”（Trow，1975：55）

在任何国家，精英型高等教育直接影响着仅仅比较少数学生的生活，而且，即使政府对每个学生提供的资金可能富裕，对社会的总的需求并不大。但是当高教系统扩张，而且变成大众化的系统时，它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口的生活，而且也导致基建和经常开支大得多的财政需求。因此，可以理解整个社会对高等学校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工作做得怎么样，有更多的话要说。学校内部的动力变了。由于大学教师形成一个大的联合组织的职业，学院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受侵蚀，也因为学校的规模增大，它们变得科层化和规范化。

有些时候，对于从发展的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常常有几分阻力——例如，阻力来自教师协会和学会团体保卫特权，有时来自不愿找到必需的资金使大量的扩张变得可能，还有来自热衷于限制教育扩张和社会流动的特定的社会集团。但是，同时扩张常常得到其他利益和集团的强有力的支持。

于是，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到大众型高等教育的转变，影响公众对关于入学机会和高等教育职能的认识，又引起学校内部认识的变化。这种转变也导致有关这些问题和有关学术标准的非常大的紧张关系和冲突。

当然，诸如社会公平和文化丰富这种因素曾有助于刺激世界范围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这种大规模扩张的更加基本的原因，必须在社会的全球经济调整中去找。按照珀金斯的意见：“高等教育的前所未有的扩张的原因有二：（1）一个更加复杂和高度契合的经济对应用科学和技术和社会和管理科学对管理大型机构和公司结构的需求；（2）在一个后工业社会为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员提供更加复杂的服务、以操作这些服务业并为它们服务的需求。这两个原因都是一个新型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与其说是建立在农业和制造业上不如说是建立在服务业的基础上的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不是正如在工业革命中制造业取代农业那样，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相反，在后工业社会中正在发生在制造业的事情就是在上一次工业革命中发生在农业的事情。当时食品生产变得那么有效，它能以少数劳动力养活人口的大多数，而且解放大多数人到其他工业工作。现在制造业以自动化和电子技术的帮助，正在变得那么有效，它用少数劳动力为多数人生产货物，以便多数人能够解放出来在其他领域工作。……不但服务业需要专家，而且比较复杂的高技术农业和制造业的操作业需要专家。”（Perkins，1991：199）

高等教育发生在一个很受变化中的经济模式的影响的背景之中，而且，正如贝尔所谓“知识工人”开始取代工厂工人，政府和工业将要越来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事实上，发生在整个80年代的几乎全球范围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改组，并非像一般人常常认为的那样，为对高等教育普遍的不满所造成，而是由于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