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组织的分化能使政策制定的状况改进吗？

毋庸置疑，观察者和使用者对大学系统的期望正增大。首先，许多人主张大学应当更好地自我组织以便增强创新的能力（参见科学委员会，1989）。实际上人们正在作出努力将更大的自治和权力转移给大学管理者。在若干所高等院校，校长任职的年限正在延长（如伯尔尼和苏黎世），管理人员的数量正在增加。但要知晓这些变革将对大学产生何种影响尚为时太早。

其次，人们已采取制定高等教育政策的更有效措施。在瑞士高等教育政策舞台上可以观察到组织的分化过程。大学会议组建了处理新的事务的分委员会。联邦政府组建了科学促进会，促进会的主任是国务秘书。大学校长会议的机构已扩大，且负责采取特殊措施促进人员流动性。

组织结构的分化允许招收新的专家掌管新的委员会。不同的观点正被整合进决策过程中。例如，学生在许多委员会中拥有代表，但不可忽视的是，上述分化的过程提高了人们所需的沟通与协调的努力程度。只要不能作出所需的额外的努力，观点和立场的分割现象就会随之而来。此外，新的委员会和机构产生了大量半是科学半是政治性质的文件。处理教育政策问题的联邦机构正在形成对国际科学政策论题的相当详细认识（教育政策讨论的国际化的一般趋势加快了此进程），但上述委员会与机构可能不具备必需的手段将新获得的知识转变成国家教育政策决定。

因此，在瑞士高等教育系统中，对解决新的和不断增多的问题的外部压力的应对策略是组织的分化。近年来，没有一个组织单位被废止，还创建了许多新的组织单位。但分化的过程并不伴随着功能的清理——相反的情形却日益变为现实，组织结构和决策过程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模糊。也许人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即分散的和不同质的系统沿着缺乏透明度的轨道前进。显著的效应是联邦的权威在削弱，而州的自主权在扩大，州政府力求能对他们的选民表现其权威影响。

人们会认为，上面所描述的组织分化是代价高和浪费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个具有大量的和不断增长的差异，且有必要将许多高等教育政策要素交由选民讨论和确认的联邦系统中，有着对公共的和委员会层次的讨论的大量的需求。讨论面临的挑战是克服特殊主义，维护公共利益，确定几乎可由全体成员认同的核心目标，追求学术机构的社会收益，并因此使核心决策者的期望和利益沿着现实的路径运作。在此意义上，高等教育讨论是保证高等教育领域的和平和形成大众对支持大学系统的一致性看法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