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发展与实施：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主要行动者

有许多行动者参与高等教育目标的确定和政策的发展。有些行动者的影响（如州政府），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大小不一，因而常常难确定哪一个个体和群体力量最大，影响最深。但可以肯定，院校本身及其学术师资在确定高等教育目标和发展政策中起着重大作用。在院校中，惟一最具权力和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副校长，许多有关高校的法案不仅指定副校长为首席执行官，而且也是学术带头人。不过人们也常指出，副校长已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实际权力和正式权利均可受大学管理传统抑制。副校长还通过澳大利亚副校长委员会（AVCC）来产生影响。该委员会于1935年创建，为由大学补助的私立团体。在新近的改革之前，澳大利亚副校长委员会被视为“精英俱乐部”，但目前已是更大和更有权力的团体，代表着全国统一的国家高教系统中的院校。

高等教育政策倡导的成败根本上依赖于属各系和学科的大学教师的行为，他们的影响难以测量，但它是决定性的。大学教师还通过他们的联合会来产生影响，国家一级的最重要的联合会是联邦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

高等教育政策网中另一个显著的关键行动者是联邦政府。就业、教育与培训部长及其下属高等教育与就业服务部长就高等教育向内阁和议会负责。我们不难发现，部长对高等教育政策和目标的影响和权力是相当大的；不过其他各政府部门也对高等教育感兴趣。

政府或它的下属机构不时建立专家委员会来调查高等教育的实施状况，这些委员会的报告通常具有直接的政策意义。过去曾最具影响力的一些报告是默里（Murray）委员会1957年、马丁（Martin）委员会1964/65年和威廉斯委员会1979年提出的报告。政府在1988年宣布了这么一个意义深远的政策改革，而没有事先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这是不合常规的。但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中有一些已在以前的报告中预示过。

不过，确定高等教育政策和目标的另一个关键行动者是社团，作为毕业生的主要雇主社团对高等教育政策有着明显的兴趣，并越来越希望在政策讨论中有发言权。就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已建立了各种计划，将高等教育与工业联系起来，现有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的论坛均有社团参加。

有学识的大学教师可能试图影响政策，尤其在研究方面。在工程学、医学和其他专业领域中，鉴定机关在微观层次上对课程发展更有影响力（而不是权力）。

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和目标的行动者也许远不如上述这些。所必须避免的是思想上的“我们/他们”，这种想法把高等教育视为高校与政府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所幸的是这要远远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