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权力和高等教育政策对院校控制管理的思考
瑞典的1977年高等教育改革促成了第三级教育的形成。这次改革有许多组成部分，其中大多数我们已经提到，它们是：综合性组织，新的学术性学院，资助不同职业领域和院系的综合性一次给付的拨款制度，地区规划委员会，向院校进一步放权，一个包含专业和单科的更综合性的系统，在文科中引进专业（以前只有科目课程），第三级教育中更加系统化的活动计划和后续体系，学生、职员、外部社会的更好参与院校管理，更加统一宽大的招生规定。与下放经济和规划责任联系的1977年改革引出了许多未曾预见的问题。但主要的批评集中在招生的新规定以及招生缺乏最高限额条款出现的后果。为整个第三级教育作出最高限额条款的决定在两年内出现，招生制度也逐渐改变，1988年决定了主要改革，并于1991年起施行。
改革前，除了法律和神学，所有的专业都有最高限额条款。1977年改革意欲将限额条款引入整个第三级教育，人数由议会决定。然而，1976年选出的议会中，新的非社会主义多数派决定三个文理科专业（数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或者文（理）科的传统领域中的单科不应有最高限额条款。这与更新的入学规定相结合，导致了新生人数增加了10，000人。政府没有准备好为这些新生的额外开支提供经费。因此，1978年议会反对政府的提议，决定从1979年开始将最后限额条款引入整个第三级教育。
对招生制度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它过于偏向成人学生，与中学生获得的能力相比，它过分重视工作经验。另一个问题是招生规定对中学里短期或比较容易的专业的学生有利，而对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不利。因此，1983年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建议增强已存在的学生性向测验的作用，并建议招生规定可因专业而异（例如，一些专业可招收年轻学生，而其他专业录取学生可按中学后的生活经验为基础）。
1977年改革的许多组成部分现已成为第三级教育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关于回到1977年前状态的讨论。一次性给付的拨款、新的学术性学院、全面的学分制、院校董事会的校外成员、更多下放的责任以及更大胆的评价方法都被继承下来并成为高教系统的组成部分。
1990年秋季，瑞典全国的经济问题迫使政府（社会民主党的）提议在公共部门削减经费和进行改革。政府没有提议削减第三级教育的经费，而是提议在管理上改革，推进地方职责：中央决定的专业由中央决定的学位来取代（这意味着地方有组建专业的自由），全国大学和学院委员会随同集中招生工作，评价与管理控制，但不为整个第三级教育作出全面的预算建议。
1991年秋选出的新一届非社会主义者政府主要完成前届政府计划的改革，但它也提议将一些大学和学术性学院变为私立的非营利组织。议会已经决定由一个职责有限制的服务办公室，代替全国大学和学院委员会以及全国大学设备委员会。
1970—1990年，高等教育的主要指导原则是越来越多的细节与改革应由当地组织内部决定。为了确保决策与改革的政治方向，大量政治干预都集中在第三级教育内部的决策结构以及谁的利益（教师、后勤人员、学生、劳动力市场代表、地方群体等等）应对不同的董事会和委员会产生影响。这种干预方法的成败例子我们可以提一下。政治家加入院校董事会似乎已经产生良好效果。但是，将劳动力市场代表引入所有学院的几百个专业董事会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要找到足够的懂得做什么、如何做和有时间做的代表很困难。
1977年改革后的头十年间，院校董事会的校外代表占少数。大多数的外部代表是政治家（议员或地方官员）。这使这些政治家能更深入地认识高等教育系统，而以前很少人能做到。同时，这又为各不同院校提供了新的有影响力的发言人。例如，高等教育机构直接与议会内的决策者发生联系。还有校外代表从外部社会带来观点和知识，这对院校如何分配经费和更新他们自己的活动产生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里，瑞典出现了经济问题，不同的政府被迫做出不受欢迎的削减经费的决定。但是，第三级教育基本避免了经费的严重削减。议会决定“同样的经费培养更多的学生”，这样，高等教育获得了更多经费用于研究和建立新的学术性学院。这是1977年第三级学院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
当地区委员会于1987年被取消，院校董事长接受了多数的校外代表时，大学内部担心过分受政治影响。作为一种让步，政府答应外部代表主要是“非政治的”，副校长在院校董事会成员的指派上有明显影响。从长远看，这种变化会减少第三级教育与政治领域的接触，而后者可能对第三级教育不利。
从80年代末起，有关第三级教育控制的讨论越来越成为经济控制的议题。讨论主要涉及第三级教育拨款的不同水平。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主要问题是确定一个更好的拨款制度。目前院校的大笔收入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其他渠道，它们有职员、设备、建筑合同等等。这个拨款制度与今天学院的规模和大量的经费来源比较起来，显得太原始、太过时。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政府必须改变政府拨款和报账的规定。这次讨论中受到压力的是学院内对经济规划负责的职员。在过去的几年里，学院的经济管理更适合现代需要，但是，根据对教师成员负责的职责，其效率显得太低。从1993年开始，一种有着现代方法的新的制度将会出台。经济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一种主要存在于政治家头脑中的看法，即认为学院间应展开更多的竞争，以及政府与学生都应被看作是教育的买方的观点。这种讨论才刚刚开始，但它可能与一些观点原则产生矛盾。而这些观点与原则迄今已成为瑞典政府的教育指导方针（例如：如果不给予成年学生特殊考虑，可能会使成年学生的退学率上升，这又会导致拨款的减少；校外科目会被学院看作是不利的，因为它们昂贵又有较高的退学率等等）。另一个需调整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涉及不同国家间学生与受过教育者的互动性的增强。在瑞典，这个问题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徐小洲、殷小琴译 王承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