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过去的约八年时间里，法国的高等教育在资助机制、与地方协调发展的能力、赋予大学在教学与科研领域采取主动行动的自由等方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革。这些改革还处在不同的贯彻阶段，而且，正如我们已指出的，它们不仅对学术权力即院校管理的角色、地位和能力以及领导权，而且对整个系统的规模和高校的外部形态——这一点并非不重要——都具有深刻意义。立法者希望引进的比较微妙的和质量上的改革能在高校中生根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是预测中的事。学术价值是学科文化的产物（Becher，1989），也是组织记忆的产物。在大学，这种组织记忆浸透着高度的历史意义。这些因素的确强有力，甚至作为坚定地提倡改革的那些人，也倾向于给它们贴上“抵抗改革”的方便的标签而开除它们。任何执行改革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立法者和公共权力机构对彻底改革的由衷的热情和承诺并不总能得到必须实现改革和不得不承受其后果的人们的响应。这并不就是说承受改革后果的人没有信心，也不表明那些执行改革的人缺乏承诺。
成绩评估活动也代表了法国目前改革的典范，它的主题是寻求改革能够自行传播，更中肯地讲，是兑现的程序和机制。直到最近，法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们所谓的“增添”的方法如何延伸到大学内部较小的调整，以及自上而下正式的机械的方式如何扩展到整个系统的重大改革。如果操作规模和所需经费是政治能力和国家预算能够勉强做到的，这样的贯彻政策的机制就可能是有效的。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来临，两种情况都不再适用。
反之，政策的集权性质在不积极鼓励改革的地方有助于对立党派之间（一方赞成改革，而另一方支持维持原状）通过中央决策过程集中它们的努力，以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地方化、分权化以及高校把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增长，都不单纯是把冲突的焦点从中央转移开。它也包含用地方协商取代全国性的冲突，用高校自主的、有机的、逐步增长的改革取代正式的机械的改革。
当然，所有这些争论引出的最终问题是：这些改革所包含的内容和它们将要带来的结果是否可以真正说是构成一个“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这里，很多取决于人们想像中的模式的纯度，很多也取决于这些方面：资助是一、学费水平是二、学术人员的雇佣条件是三——哪一方面正准备向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即自由市场）开放。虽然不一定在法国私立的大学校部门，在大学部门，地方化和资助的契约化还没有大大地减轻公共经费的负担。工业企业的贡献肯定增加了——它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但在高等教育总预算的汪洋大海中，这仍然只是一滴水而已。虽然提高学费的问题经常引起争论，作为迅速扩大资助的较好手段，它仍然保持了校园里通常的平静。关于教学人员的服务条件，其情况与此相似。为了迎接学生人数增长的挑战，为了取代在未来的5—15年中达到退休年龄的教学人员，国家面临迫切需要扩大大学教师队伍的难题。在这时候提出关于教师终身职位的问题和把教师的工资标准与公共部门文职人员的标准区分开的问题不仅仅是轻率，而且是十足的愚蠢。
很清楚，如果我们把这三方面看作法国在实际上走向美国式市场系统的程度的指针，那么人们会被迫做出结论，要走的路还很长，而且毫无疑问充满艰辛。但是这忘记了反复提到的使公共辩论带有色彩的“市场力量”所隐含的政治象征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暗示，“市场力量”不是一个绝对的术语。它的意义的获得和作用的显著发挥取决于它运用于其中的政治的、思想的、历史的和技术的背景。改变我们关于激发个人和扩大到社会的驱动力的概念，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它提供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析高等教育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方式的可选择的诊断；第二，它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办法，否则，这条办法在其他意识形态条件下就可能不被接受。
在法国，为“平民百姓”提供更多机会以便让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让高校在不需要不断向中央请示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满足这些要求，地方分权的管理政策与这些情况有密切关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做法已被嫁接到一种与其最初的美国原型显著不同的经济理论上。这样将也许是公正的，在集权制管理——它是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之间主要的中介，有些人把它看作拿破仑时代的大学的化身——之外，法国的“市场意识”增添了另外两种中介：地方及其政治权力机构、工业企业及其高级管理。这些后来的机构不是基本的，甚至也不是惟一的协商渠道。正如流行的政治词汇所说的，它们是国家的伙伴，并不代替国家。虽然中央政府选择了与这些机构共享权力的道路，或者制定了自我限制的政策，赋予各个大学可能会逐渐成长的自由，但从概念上讲，中央仍拥有这些机构无法取代的巨大的权力。
在法国的环境中，推行并修改“市场模式”是不寻常的过程。宪法的和经济的模式不能轻易地迁移。模式愈纯粹，像精致可口的葡萄酒那样，一旦被转移到外地或被拔去瓶塞，它保持最初的芳香的可能性就愈小。但这并不否认这一点：引进外部发展起来的模式可能会改变公众对它所应用的机构的概念，从而产生普遍一致的改革气候，而在这以前，改革之路只有最勇敢的人才敢走。正是在这方面，“市场力量”的概念迄今在法国提供了最真诚的服务。
（赵蒙成译 王承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