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科学政策的制定

我们有趣地注意到，较之规模相当的其他国家，人们对瑞士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政策并未形成多少系统的知识（参看Weber，1988）。瑞士并无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社会科学并未在正常的基础上将大学作为研究对象。这种情形可视为人们很少感到有必要获取高等教育的政策过程的系统知识的必然结果。

在我们的自我管理的大学和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中，现在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着依赖非专家寻找解决新问题的对策的趋势。人们要求现有的人员提出新的问题，而不管他们的资格如何。同一个人通常既作为规划者又作为决策者。在地方层次上，政治家和大学管理者非正式的相互作用、面对面的交往是习以为常的，因为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决策路径似乎是短的和透明的（大学学系和研究所直接向相应的州教育委员会提出问题），人们并不需要有关大学系统的知识。用通俗的话说，在地方层次上，在教育和管理的决策上，人际关系的质量比对这些决策的发生的科学的洞察力更为重要。

处理高等教育事务的政府机构不论在联邦层次还是在州层次上都是小的和低度专业化的。两个联邦技术学院由联邦政府（与学院内部的管理机构相反）使用极小的人力予以管理。在此条件下，对高等教育政策论题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因此，政府机构与大学的合作是绝对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