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政策
过去13年来，英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竞选成功，保守党上台执政。这个政府的施政纲领可以概括为“市场”、“花钱值得”、“节约、效率、效益”、“私有化”和“减少政府预算”等等。高等教育系统没有避免这些倾向，政府对高校的拨款大幅度减少。这种少花钱、多办事的趋势是高教政策背景压倒一切的特征，而且为主要行动者急剧改变政策创造条件。虽然过去十多年来，在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政策中改革和对改革的外部压力不变，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即80年代的前半期和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头几年，可以看到政府和高等教育之间相当大的互相憎恨。学术界一般对抗政府的价值观和目标。公立高等教育部门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政府怀疑及对抗的对象，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政府对各院校的工作试图进行大量的干预，如对在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以及拙劣的不规范的教学提出指控和调查。1981年对大学拨款大幅度减少就源于这一时期。正如Becher和Kogan（1991：42）所描述的：“1981年是政策急剧变化的一年。大学学额的首次明确的削减已不可避免。政府要求大学拨款委员会（SUGC）的成员作出痛苦的决定，是减少学生人数还是减少经费单位……在一次备受批评的决定中……他们决定减少学生人数约20，000……各校削减的金额各不相同……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分配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与学校的质量评估相结合，从而开始将大学或系分等级，这在1986年履行研究等级测试中极为明显……在五年时间里，14%左右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经费必须依据这些等级所建立的评价等级进行分配。所有英国大学形成一个精英集团的观念被表示值得怀疑。”
大学学生人数的减少对非大学部门的招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以大扩张回应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五年内增加了30%，通过满足增长的上学需求，同时也是因为这样做还降低了单位成本，公共高教部门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上的声誉。在80年代前半期大学和公立高教部门另一区别是他们与计划部门的关系。正如Fulton（1991：597）所讨论的：当大学和计划部门（大学拨款委员会）处于交战状态时，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于1982年第一次获得这样的部门：
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rsory Body，NAB）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组织上的混合体，一个具有两层的机构，下层是代表学术和其他利益的规划层，上层是由地方教育当局代表组成的决策层，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任主席……尽管这种体制所产生的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NAB在保持大多数院校的信任和促进他们的利益方面是卓有成效的。NAB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主要通过对任何它的规划文件采用简单的非英国式的完全避免秘密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有关资源的争论中总是公开地坚决地站在院校一边。
在后面的两个方面NAB和80年代早期，UGC的做法大不相同，伴随着政府在这个时期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效益和效率的批评性的看法，它更加关注在两个高教部门在可接受的标准方面的教学质量。这种关切在Lindop（1985）和Reynolds（1986）的两个报告中可以证明。但是，发展中的教育质量问题，可以看作是整个80年代后半期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地位、角色和职能的改变中的观点的象征。
80年代后半期是保守党政府对高等教育关系的第二阶段，这是一个改革的时期。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不再受地方教育当局控制，采用了新的经费分配制度。总的目标看来好像是使高等院校更加有效和对广大社会的需求更能做出积极的反应。达到这两个目标的工具是市场机制。第二阶段标志着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积极的关系，虽然在经费问题上并没有标志着任何可以感觉到的慷慨行为，但政府已经说了很多赞扬的话。
特别是对多科技术学院说了很多赞扬的话，这些学院在80年代发展迅猛，在发展过程中大大减少单位经费，在诸如商业和管理等职业领域扩张尤为显著，但这使最钟爱多科技术学院的政府实行既扩张又压缩经费的政策。
扩张的政策主要受到可以见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的驱动。扩大贫困阶层受教育的机会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主题，虽然在有些院校的使命声明中热情地采用这个主题。成人的继续教育——包括再训练教育设施成为政府部门所赞成的强调终身教育与灵活性的重要部分。
必须强调指出，当今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指示已到最低限度，相信通过市场操纵高等教育的发展。政府和基金委员会都没有作出详细的学术计划。多渠道资金来源旨在保证了高等教育按学生、雇主和科研承包人的决定所界定的社会需求发展。政府相信达到有效扩张的真正关键是加大对资金和学生的竞争。这也是打破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之间变得越来越人为的和没有用的障碍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新框架》1991）。
因此，政策机制乃是解除控制和市场，而政策目标则是有效的扩张和对社会需要的更加热烈的回应。应该指出，绝大部分基金来源最终来自国库，尽管通过不同的渠道。大部分学生学费由政府偿还，同时政府各部门乃是科研的主要承揽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市场是人为的，但政府的资金就是越来越在一种竞争环境中通过他们的顾客和用户转移到各院校。
政府曾试图以几种方式影响这个市场的运作。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专门的主动行动来引发整个高教系统产生一些特有的变革。如就业部为发展大学毕业生的事业性品质而设计的“高等教育创新事业”和“Alvey信息技术计划”，后者就是一个旨在促进英国信息产业的企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联合体。对于含有政府拨款的这些和其他创新事业，各院校必须竞争投标。虽然这些资金作为整个高等教育预算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是看来在促使高校改革和创新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它们肯定已经把“投标文化”引进高等教育系统，这项计划的一个目的（并未取得完全成功）是从私人企业获得投资。虽然由于对这些创新事业缺乏检查而很难作出强有力的结论，这方面的许多目标看来并未实现。
市场转变的第二方面是政府对质量的态度。这一部分反映在早期阶段政府对高教的不信任和干涉，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认为在高等教育这个活动领域，市场力量不一定保证质量。因此，政府责成基金委员会在处理投标时考虑价格和质量，这就提出了：如何评估质量的好坏，特别是教学质量好坏的很多问题。一直以来这样认为，如果向用人单位提供更多的信息，特别是有关特定高校及课程相对质量的信息，市场能有效地运作。另一方面，政府对解除控制的承诺要求由各院校和于1992年5月继续教育及高等教育法出台后新成立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HEQC）来负责教学质量。HEQC是一个有担保的有限公司，为高等院校集体所有。它为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取代独立的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和大学学术审计组织。HEQC通过它的质量审计部门对全英国各院校进行质量审计。1992年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规定，各基金委员会有义务对它们依法提供或被为提供财政资助的院校提供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各基金委员会还要对项目、课程进行评估。因此，尽管政府强调各院校的责任和市场竞争的效益，院校的质量受到两种形式的外部监督。当时任教育和科学大臣的Kenneth Clarke于1991年为未来高等教育的资金筹措提出以下几个主要原则：
第一，应该有一种方法能清楚地阐明指望院校将提供什么作为公共资金的回报，应该质量和效益兼顾。第二，要有适当的方法对教学、科研的质量都进行评估。第三，需要有对院校的效率进行测量和奖励的安排。第四，资金分配应考虑各院校的不同使命，并能保证各院校维护和扩大其最佳特色的需要。这种使命的发展也许历时很长一段时间，但拨款方法不应鼓励突然的变化，或发展到有关院校没有自然利益的领域。第五，形成的选择性和资金分配应强调适中，要考虑到学术和财政的可行性，特别是资金分配不能导致学校收入超出院校所能合理地协调的年复一年的财政上的巨大变化。
总之，在资助机制中还没有一种中央计划，而只是靠引入一种激励结构来确保“市场”运作，驾驭着高等教育向着期望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