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介机构

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是作为高校与政府的中介法定权力机构。它由三个委员会组成——大学、高级教育学院和技术与继续教育——就拨款及其他高校需求向政府提供建议。它拥有一些来自学术团体和其他社会领域的脱产和兼职委员和一个秘书处。根据澳大利亚高级教育家、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常任主席彼得·卡米尔（Peter Karmel）的看法，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的调解工作有一些优点：“高校受到保护免遭直接的政治干预，它们远离政府。委员会向它们提出的建议及说明建议的理由是公开的。决策也是公开而公平的。委员会了解了高校、理解它们的抱负和运转。它们对它们的反应很敏感，并付诸行动支持它们。委员会只是行使了对高校的相对轻度的控制权，主要是通过资本计划和赞同重大发展……教育部在委员会涉足的领域几乎不发挥作用，部长并不愿意过多介入。”（Kavrmel，1989，11-12）

卡米尔也许为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图画，而政府在1987年取缔了它也是有一定理由的。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都觉得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采用的拨款机制没有什么优势。到80年代中期，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本身也已有点政治化了，主席与部长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对立。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寿终正寝之时正是内阁部长席位和公共服务部的重大调整之际，这些重组活动形成了所谓的超级内阁和超级部。霍克工党政府期望更直接的经济管理，而不希望看到在此政府与经济之间有多余的政府部门或法定权力机构。教育成为就业、教育和培训联合一体的部，融合了先前的教育、就业和劳动几个部以及先前的科学部中若干单位。

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对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的取代，取消了高校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中介。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及其四个委员会——学校、高等教育、就业和技术培训、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与就业、教育和培训合并为一体。至于就业、教育和培训部到何时结束，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从哪里开始则无明显界线。其中一个结果是高校在构想未来时必须与政府的部交往。当这些决定最初宣布时，在澳大利亚学术团体中引起了巨大恐慌，担心高校自治会被严重破坏；但是，正如上面所述的，尚无迹象表明自治被破坏，对构成未来的批评则只具有醒世作用。澳大利亚副校长委员会支持“已被精确明了的教育状况概念，并每年考察一次，取得最新情报，而不是像先前的联邦第三级教育委员会那样‘列出希望’，然后每三年访问一次”。（澳大利亚第三级教育委员会，1990）

对就业、教育和培训部与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的批评并不过多涉及高校一级的自治，而是更多地谈到它们对联邦政府缺乏独立的建议，要求建立一个专家团体来提供建议。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显然还有就业、教育和培训部都在部长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及其高等教育委员会（HEC）可能会极力声称它们向政府提供了独立的和无偏见的建议，它们将被视为政府的工具。和许多政府部门一样，高等教育委员会规模较小，其成员在国家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与就业、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内部定期流动。这与高等教育领域中专家组的建立情况相反。由此似乎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级的高等教育法定机构，不是去威胁高校自治，而是向政府和高校提供独立的专门的建议和长期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