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资金和分配资金

“收支平衡”也许是院校领导最关心的问题；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筹措资金的制度下，这也是在院校内各个学术层面和管理时间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一所多科技术学院里，教务长和各系负责人把预测学生人数和决定“投标”价格上报给基金委员会作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科研的选择性已经成为大学领导关注的问题，科研活动越来越致力于取得优良的“分数”而不是科研的本质的目的。虽然这个制度无可否认地鼓励把重点放在研究的可以量化的结果上，当然两者并不必然有矛盾。多渠道筹集资金越来越成为各校的一件大事，且需花大量时间，这也会产生各种矛盾。尽管大学教师为了进行科学研究申请拨款，但过分关注收支平衡的院校却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件事。大多数学校对大学各项服务的费用——一般管理费的“提取精华”和资助收入的其他费用都仔细检查。在最近一份报告中，Williams指出一个一般的趋势，降低服务费因而把教学和基础研究活动核心的经费资助的服务被收缩。Williams（1992：73）认为，资助应来自于其他渠道。争论还涉及到大学的使命等基本问题：

在什么时候一所提供咨询和类似服务的大学能成为一个也开设一些学位课程的咨询公司？在什么阶段慈善机构的竞争对其他在类似领域运作的其他事业变得不公平？

在谈到学校的投标过程时，Williams提出成本—效益的比率一般都是正常的，虽然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对大多数学校来说，成功的机会太低以至觉得对一项研究的报价似乎不值得。应该指出，报价是一项多学科的，甚至院校范围的事（例如高等教育创新事业），它比一个研究员申请研究补助的花费多得多，在有些案例中，它需要几个月时间草拟报价。

关于基金委员会所采用的资助教学的方法，有一个问题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它们要求院校扩大招生数，而且以每一学生较低的费用扩张。例如，有些大学，过去曾经扩大招收（低费用）自费生，委员会就给予奖励，让他们扩大招收交纳全部费用的学生人数。对于大学来说，如果它能通过科研选择性评判，除非能获得大量的研究资金，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走出“扩大规模，削减费用”的循环。据预测这种制度迟早将会导致产生小部分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在基金委员会和学生的学费收入之间的变化中的平衡有利于后者的情况下，已经鼓励很多院校大量招收自费生。这种做法进一步降低每个学生的平均费用，基金委员会在制定下一年的计划时就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实现了扩大招生和降低平均费用的循环。

到1992年底，中央政府削减经费使这种循环有所缓和，但未得到彻底改变。目前边际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过去招收的学生的“内在”的扩大，而没有继续扩大招收新的学生。对各院校的激励机制并没有改变。

各院校面临的拨款制度的另一问题是内部的经费分配过程。对移交资金和创收的强调使得效益好的系科很重视他们的收入并且不愿意放弃。这样，各院校对校内与学校的中心目的有关的各种不同的活动进行交叉资助的能力减少了。有时有压力把效益好的部门（如商业学校）单独分开，成立单独的公司。Williams（1992：73）指出：“在系科的经费成本中心以及院校管理层的讨论和紧张关系中，其话题通常集中在价格政策、剩余经费的分配，可随意支配的经费的使用，最主要的是创收活动职员的配备。”

在大学里，从非核心拨款资金支付工资的专任教师人数从1981/1982年的24%上升至1987/1988年的35%。这些教工中的许多人不再有获得永久终身的职位的良好前景，他们的任职期限和服务条件用Williams的话来说：相当于出现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