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章考察了新近政府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并试图指出政策在产生预期变革中的成败之处。但问题依然是政府政策在复杂的形势中是否已根本地转变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结构、职能和特征。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首先，回答肯定是因为双重制的让位已明显改变了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的界限，迫使它们重新评价它们的相互关系。回答肯定还因为在基本操作层次上，大学教师个体或集体均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和责任。其次，回答否定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已成为变革的主要煽动者，也是高教制度和社会的其他方面发生的变革的反映。变革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从较小的精英制向大众制转移。从社会招收少数最为有学术能力者的高等教育精英制度无需担心涉及质量、适切性、对社会经济需求的反映、自治、竞争，甚至拨款，而大众制度则要担心所有这一切。

在澳大利亚，“精英”高等院校有着一席之地；而高等教育的精英制度则无一席之地。政府现在希望根据各高校干什么而不是要它们干什么来拨款给它们。现在，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叫做大学。传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不稳定的制度趋向于根据过去的想像来重组自己。如果统一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所有大学都像过去那样试图相互模仿，则政府倡导的政策将会失败。

统一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并不正式区分各类高校，但一种非正式的“高校等级体系”业已出现，包括至少四种高等院校“类型”，每一类根据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合并状况构成：

——较古老的研究型大学（如悉尼和墨尔本）；

——技术大学（如昆士兰技术大学）；

——位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社会和地位边缘的大学（如迪金大学（Deakin）和新英格兰大学）；

——重新指定为大学的高级教育学院及其合并的学校（如西悉尼大学和查尔斯·斯德特大学）。

不同类型的院校的出现没有任何内在的问题，而恰恰相反，问题在于基于地位等级制的分类制度发展的可能性，对处于等级顶端的院校的模仿成为所有其他高校的主导准则。大众高教制度要求高校的功能与目标多样性和分化性；大众制度必须为形形色色的社会与学生的需求服务。如果统一国家体制趋向于汇集精英高教制度的传统和价值观，不仅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一些正当期望将化为泡影，而且一些高校将成为更多的“精英”复制的柔弱翻版。政府政策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而将技术与继续教育纳入国家领域只会使问题加重。

因高等教育远未实现需求而迫使政府作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是促使政府将技术与继续教育升格为国家级的一个因素。但如果这么做了，技术与继续教育将有可能沦为高等院校处置不甚“理想的”求学者的场所。国家技术与继续教育制度将暂时为高等教育补大众高教的一些不太理想的方面，但技术与继续教育也将会有自己的地位与“精英化”的理想，并可料想会开始放弃那些为拥有非学术职业兴趣的学生设计的较低级课程。结果，双重制重新出现，也许还会一时遭遇与原先的双重制相同的命运。损失者将不是高校而是社会，因为它将被局限于选择重要的和可行的中学后教育机会。

（祝怀新译　王承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