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的悖论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教育部长确定的政策一直企图加强高等院校自治，并且以市场调控取代中央政府领导。同一时期，大学经常抱怨中央政府对大学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而且，教育部甚至被指责具有斯大林主义倾向。关于大学管理的两份最新报告坚持认为，从大学领导和院校管理机构的观点来看，院校受到了教育部过分集中的管制。这一悖论如何解释？
从教育部的观点来看，已经采取了许多加强院校自治的步骤。在招生方面，自1991年起，院校能够按照自己的标准决定招收那些他们想要的学生，只有一部分必须根据中学成绩进行选拔的招生数除外。而且，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教育部逐渐接受了院校提出的关于各种学习计划招生规模的建议。从1992年起，关于大多数学习计划招生规模的决定权已正式转交给大学。
在学习计划方面，与各种计划的内容有关的具体事宜已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只有学习计划的总体框架（学时、整体结构、考试总则等）仍受中央政府的指导。在资源方面，虽然用于具体教学和研究的专项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常被当作核心资助的一部分，但它们已几乎被全部取消并由用于学术活动的一次性拨款代替。
最后，就院校自治的总体情况来看，《大学行政管理法》的最新修订为院校选择“自由大学”的地位提供了可能性。自由大学不受该法案条款的约束，而且可自由建立内部决策机构。教育部已将教育和财政事务方面的高度自由给予那些愿意利用这一可能性来强化管理机构的院校。然而，申请自由大学地位必须获得本校管理机构和教育部的批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此类“自由机构”被批准，即奥胡斯大学科学学部。另有两份申请目前正在商讨。
从院校的观点来看，有五大因素可以解释它们的态度。
第一，经常性的预算削减已使院校处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尽管院校在内部资金分配方面正式拥有较高的自由度，缺少资金意味着在院校层次上作出的资金分配决定常常具有一种否定性质。由于这是政府政策的一种结果，它被看作中央政府对院校事务影响的增加。
第二，由教育部发起的改革常常不受院校欢迎。这类改革代表研究和教育活动受到的干扰，因为它们意味着额外的工作和在众所周知的程序方面进行的改革。所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常被看作不必要的中央政府干扰，即便其目的是扩大院校自治；而且，影响大学的中央政府改革近年来频频出现。
第三，加强院校自治的中央政府政策与对院校责任的要求联系到了一起。这一要求的表现形式是：对学习计划和研究活动的评价日益增多，对质量控制更加强调，对绩效指标提出了要求。这些革新经常被看作是中央政府集权制的新表现。
第四，教育部的目的始终是加强对院校的中央管理权力。因为许多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在一个相当松散、底部沉重的院校结构中管理大学，院校顶层“自治”的加强与学部和系一级决策机构的自治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所以，从较低的层次上看，院校自治的增加表明了一种可怕的集权化。
第五，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可以看作是一种重新伪装后的政府领导。传统的集权式中央政府控制被市场调控取代，一些人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更加老练的实现中央政府目标的策略。一些院校可能宁愿采用传统的更官僚化的方法，因为教育部可能被认为更有预见性而且自然对政治问题而非市场更加敏感。
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幅关于大学对自治和市场调控的态度的图画并没有描绘出整个真实情况。支持加强市场导向的人有校长、学部主任和其他学术人员，然而，他们一直没有站在公开辩论的前线。尽管一直存在关于大学自治性质的不同意见，但教育部和大学一致认为有必要增强高等院校的自治。该目标也得到议会中大多数政党的支持，它们支持强调高等院校自治和将院校管理责任交给校长和学部主任的新《大学法》。人们期待首次获得正规领导权的校长和学部主任们在塑造丹麦大学未来角色的活动中扮演主角。
（黎学平译 王承绪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