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的管理与控制

院校法案规定的双层学术管理结构已在上文作了描述。不过，除了这一一般结构，法案允许个别院校有很大的自由度来建构它们自己的管理结构。整个系统中的一个普遍趋势是许多院校已将决策权（包含财政决策）下放到学院和系一级，这样，立法在决定院校管理结构中控制权受到相对的限制。

立法在人事政策领域中的作用已十分明显。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大学教师已从“自治的专业人员”的惯常地位转变为雇员的地位，至少在工业立法运用于学术关系和条件的情况下是如此。大学教师联合会和政府都推进了这一转变。在所有的工业领域中，澳大利亚长久以来就有集中工资制的传统。至于高等教育，在大学教师联合会着手国家工资制时，构成委员会的三个部分是大学教师联合会、雇佣组织以及作为工资支付者的政府。通过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三方就工资及其他相关的工业问题达成一致的协议，这些工业问题包括雇佣的关系与条件，如终身教师与非终身教师之比。达成的协议并不详细说明教职员的数量，并合法地使各方承担责任。

这些协议的许多方面都加强了院校的管理权，采用的术语是管理上的。但必须记住，大学教师联合会中的大学教师是协议的一方。同样，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罗列了业已被接受的实践。现在，院校在工资制度方面比过去更为自由；国家工资制具体说明了具体类型教师的最低薪水，但院校可能支付得更多。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大规模地发生。

从合法地位方面来看，教职员是院校的雇员，而不是公务员，可由院校雇佣和解雇，尽管实际上几乎没有大学教师被解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