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名宗教法官

我曾经是一名宗教法官。宗教法官的任命权是在教区的主教手中。1937年，我们的朋友乔治·科金（George Cockin）（后来成了布里斯托尔的主教）把我（当时我还是律师界的一个新手）介绍给南沃克的主教。他任命我为主教法律顾问。后来，杰弗里·费希尔（Geoffrey Fisher），当时的伦敦主教，任命我为伦敦主教法律顾问。1944年，我当上了高等法院的法官，我就辞掉了这两个职务。以后不久，上议院提出了一个宗教法的问题。这就是，教区长是否有修理教堂圣坛的权力（《威尔士教会代表诉什一税委员会案》）。[7]大法官西蒙勋爵（Lord simon）在审问后但还未作出判决以前曾要求我——一名年轻的法官——调查这个问题。我进行了调查并向他作了汇报。我还为《法律季评》（Law Quarterly Review）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宗教法的含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