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维廉的描写

我不是历史学家，因此，我想引用特里维廉教授在他的《英国社会史》一书中的一段描写来说明这一时期的情况：

在爱德华一世时代是驱逐犹太人，在克伦威尔时代是允许犹太人回来，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英国人已经学会处理自己的财政和商业事务。因此不会有希伯来人统治的危险了，因而也不会有相应的排犹主义的危险了。到了汉诺威时代，英国已经很强大了，足以融化流入英国的犹太人。随着荷兰的衰落，很多犹太人从阿姆斯特丹来到伦敦，在当地股票经纪活动中成了突出人物。犹太人帮助这个“伦敦城”得到了发展。“他是无所不在的和有进取心的，是百折不挠的而不是好斗的；他可以不顾自己的尊严去恳求他的顾客；可以从其他人不愿做或看不起的买卖中获得利润。对国际金融，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通过这种种族所特有的能力，他们打破了国家的界限，而且作为单个的人，他们持有一种对于一个金融分析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上超然态度。”[10]在七年战争中，萨普森·吉登作为银行家在伦敦城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以后一代人中，古德斯米兹独占了鳌头；在1805年内森·罗思柴尔德[11]建起了伦敦最著名的犹太人大厦，而且一般来说，这些大厦与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家庭财产是连在一起的。不过，除了这些大城市的犹太人之外，也有一些卑劣然而又是显赫的希伯来放债人，他们的受害者厌恶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都是很有钱的人和上等阶级中的那些挥金如土的人。[12]

对此我想加上几句诗，拜伦在这几句诗中谈到了内森·罗思柴尔德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在整个半岛战争中，他为韦林顿提供了资金。1823年拜伦在《唐璜》中写道：

“谁掌握世界的平衡？……

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和他的基督教友巴林。

这些……

才是欧洲的真正主人。每项借款

并不是一种仅仅的投机上的成功，

却会巩固一个国家或是推翻一座王位。

……甚至你的产银的泥土，

秘鲁啊，也必须由一个犹太人打一个折扣。”[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