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额关系的目标困局

在员额关系的双重指向下，员额制改革以上述三类关系的合理衔接和最大效能为目标，但存在三个方面的现实困局。

1．压力困局：案多人少与员额制改革法官减少

案多人少是法院普遍面临的问题，如2007年全国法院审结案件885．1万件，2012年审结1239．7万件，五年内数量增长了40%，而同期中国法官数量从2007年的18．9万人升至2012年的19．7万人，仅仅增长了4．4%^[7]，案件数量和法官配置不相适应。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以上海市为例，当月法院登记立案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42%，诸如“赵薇瞪我案”^[8]等非常态诉讼出现并消耗司法资源。在“人少”的表层下，亦存在审判权运行方式不科学及审判组织设置形态不完善的问题^[9]，亟待构建符合司法规律与现实条件的审判权运行机制^[10]。如何顺利改革并平稳过渡，是案件压力下追求司法质效提升的目标困局。

2．监督困局：去行政化审判与权责监督缺失(https://www.daowen.com)

实现每个法官的独立自治、改变服从法院整体领导的司法传统^[11]是员额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在行政管理模式下，领导干预、插手案件等“三案”问题难以杜绝^[12]，去行政化审判是法官对审判权的“收权”和院、庭长“放权”的结合。但司法传统的改变亦引发了管理失准问题，各个试点法院的改革措施各异，如院、庭长权力完全剥离，或院长权力下放庭长一级，或院、庭长不签发案件，只对疑难复杂案件提出意见等^[13]，以致由过度干预转向监管缺位的极端。绝对意义上的“放权”或“收权”都可能诱发监督风险，且考虑到改革初期法官能力恐难以完全胜任审判工作，需要求问于法院领导，如此一来领导干预则再度进入审判实体问题^[14]，从而导致监督放权的回转和异化。

3．责任困局：职业激励与职业责任不匹配

员额制改革通过强化人员的专业化管理和职业激励，实现审判权运行的分类和集约，但须正视职业激励和职业责任不匹配的问题。譬如：法官为应对责任制风险，须同时行使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和审判监督权，以防审判辅助人员履职不力，导致法官地位、待遇的提升度不及审判责任的承担度；新法官助理群体（由未入额法官和普通法官助理组成）内部如何管理、配合，法官助理权责与法官权责难以区分，法官助理与法官待遇的落差难以调节。书记员责任与法官、法官助理责任也难以区分，在审书配比不协调的情况下，繁重工作量和收入不对等加剧了书记员责任感的缺失，并直接作用于法官责任制风险。在部分试点法院改革中，因财政保障的预算方式转变及落实工作滞后，入额法官收入反而低于改革前，各个类别人员的职业激励均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

综上所述，员额制改革应当避免“先改革、后治理”的盲目思维，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思路，明确压力风险、监督风险、责任风险造成的目标困局，以此发掘风险因素，将员额关系的双重指向归于风险防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