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临床评价
多项研究评估了不同疾病患者的BVRT表现。这些研究表明标准版测试（方法A）对识别神经行为障碍敏感度好，但诊断性不高。Steck等报道，即使在30个项目的测试中，未发现抑郁、精神分裂症、乙醇（酒精）中毒和脑损伤患者的得分和错误类型有显著差异，虽然他们的错误分都比正常对照组高。
BVRT（方法A）损害见于多种存在影响记忆状态的情况，包括脑外伤患者、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患者、亨廷顿病基因携带者、多种药物滥用者、未激素替代治疗的绝经后妇女、携带ApoE基因和MRI显示脑萎缩的老年人。
皮质下痴呆和皮质性痴呆患者BVRT（方法A）的表现差。即使是轻度痴呆，BVRT也具有高敏感度。Robinson-Whelen（1992）报道了轻度和中度痴呆患者与正常人BVRT（方法A和方法C）的表现具有显著差异。在两种方法中，患者和对照组的各种错误类型均有显著差异，其中遗漏错误显著升高。Storandt等（1986）也报道了轻度AD患者较年龄匹配的正常人的方法C测试错误数显著增高（平均3.3，标准差5.1）；2.5年后随访，患者组的错误数较基线显著增高（平均13.5，标准差11.7），而正常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
Zanini（2014）报道BVRT能够有效区分巴西的正常老人与AD患者。有证据表明BVRT（方法A）可以提前10年以上预测AD的发生。Kawas等（2003）报道了BVRT错误分6分或以上的受试者15年以后发展为AD的风险是错误分0～5分受试者的2倍。单种错误类型与AD风险无关。Swan等（1996）发现在回归健康状况后，如肿瘤、心血管病、收缩期高血压和血脂水平，BVRT是老年人死亡率高低的强烈预测因素。
临床推测右半球后部区域损害的患者在画图模式BVRT中损害最重，但对该推测的可靠性仍存在争议。例如，DeRenzi等（1977）和Vakil等（1989）都发现右半球和左半球损害患者方法A测试中的表现都较正常组差，但相互间无显著差别。右半球损害患者的方法D测试的正确分较左半球损害患者低，但两者的错误分无差异。Vakil等（1989）则认为两个分数都存在差异。Mann等（1989）发现多发性硬化患者MRI脑损害体积与BVRT的损害程度相关。双侧半球损害的患者可见BVRT损害，但左侧相同区域损害患者的BVRT表现更差。另外，方法C和方法M均不能区分受试者左侧或右侧半球损害。
Arnklsson（1993）针对儿童的研究显示标准方法（方法A）能有效区分留级和正常5年级学生。Snow（1998）也发现该测试能有效区分不同学习障碍的儿童。
Baum等（1996）对多种神经心理学测试进行了相关分析。BVRT具有0.85记忆权重和0.69模仿权重，提示在AD患者中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度。BVRT表现差也与AD患者的决策能力差和儿童时期严重脑外伤患者的职业结果损伤有关。然而，在正常学生中，BVRT的模仿和记忆分与年级无关。(https://www.daowen.com)
BVRT也用于评估脑外伤和乙醇（酒精）中毒患者的记忆训练和精神分裂症认知和沟通训练。
模拟人和诉讼当事人在诈病时会产生比脑外伤患者更少的正确回答和更多的错误。特别是，他们会产生比脑损伤患者、抑郁患者或躯体障碍患者更多的变形错误。
BVRT具有多项优点：测试时间短，评分标准精确，评定员之间信度高，内部一致性合格，各版本实用性高。另外，测试者可以通过选择、模仿、回忆图形等不同的方法，检测受试者的知觉、运动和记忆能力。
各种临床研究已经证明BVRT在评估年龄相关认知下降、痴呆、头颅外伤和学习障碍中的敏感度较高，虽然该测试对右半球损害的敏感度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另外，错误类型能有效地发现忽视。
使用者必须注意标准值的限制，该测试不仅用于说英语的人群，还用于其他国家如中国、埃及、印度、委内瑞拉。标准值的应用范围因测试方法不同而不同，使用者需要根据不同的方法标准值使用年龄和教育范围选择合适的测试方法。尤其要注意的是，简单的教育成就（最高学历）不能完全反映不同种族教育经历的不一致。其中一种避免错误的方法是根据阅读再认进行调整。
方法A和方法M在高教育程度的青年和中年人里容易出现天花板效应，在解释结果时需要注意。对重测信度存在争议，并只限于成年人。另外，文化影响只在选择测试模式中被系统地检测了。最后，虽然测试想要反映受试者的非语言记忆，但是一些几何图形是可以言语化的，一些选择模式的项目可以通过策略回答。而且，相比视觉记忆，模仿测试模式更与视知觉-运动能力相关。
（陈科良 郭起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