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诗歌总集》的这个译本与读者见面的时候,聂鲁达去世已经十周年了。

聂鲁达生前三次来过中国,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除了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一本《聂鲁达诗文集》外,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他的完整的诗集的中文译本。《诗歌总集》是第一本,也希望不是最后的一本。

聂鲁达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也是全世界人民最熟悉的一位拉丁美洲作家,因为他的战斗的一生和他的战斗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聂鲁达开始诗歌创作的时候,还是智利南方小城里的一个青年,他为生活,为爱情,为未来而痛苦,写出了充满孤独,充满彷徨,充满渴望的诗。但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真理和现实的追求,促使他不断地奋斗,不断地前进,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艰苦道路,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诗人,以他的诗歌为智利人民的解放,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战斗了一生,也为西班牙语的诗歌艺术,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诗歌总集》是聂鲁达的代表作,出版于一九五〇年。这是一部具有完整结构的诗集,从中南美洲大自然的描绘,到拉丁美洲人民四百多年来争取解放的斗争,直至诗人自己诗歌创作的道路,各种题材无不包括在内。其中也包括了他的两首最著名的长诗:《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和《伐木者醒来吧》。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这部诗集才叫做《诗歌总集》。

聂鲁达在长期诗歌创作的实践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不限于现实主义的诗人。就象他自己所说:“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1]

聂鲁达的诗充满着丰富的想象,独特的比喻,形成了他具有独创性的诗歌语言;有时候清澈如流水,有时候汹涌如海潮,有时候瑰丽如宝石。要用适当的话来形容,实在困难,也许只有万花筒中看见的幻景,可以比拟。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聂鲁达来到北京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两次见到他。他对中国人民的爱好之情,溢于言表。一九五七年那一次,他得到了一只大海螺,非常高兴,不断地说,他的贝壳收藏品中,增加了一只中国海的珍品。但是不料后来聂鲁达也蒙上了不白之冤,他的作品再也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过。直到最近几年,我们的文学刊物上才重新出现他的名字。但是我总觉得,零星几首短诗的选译,不能与我们所熟悉的名字相适应,因此我才鼓起了勇气,动手翻译他的这本最大的诗集。

《诗歌总集》是一本难读的诗集,更是一本难译的诗集。但是如果能够从这个译本中了解到聂鲁达诗歌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我的愿望就算已经实现了。

译 者

198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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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我承认我生活过:回忆录》,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