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士禛，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属山东省桓台县）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被改名士正，乾隆时诏改士祯，并赐谥文简。王士禛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出任扬州推官，一生仕途顺达，历官至刑部尚书，直至七十一岁始罢官回乡。王士稹是清代著名诗人兼诗论家，在清初，他的诗歌创作以“神韵卓绝”自立坛坫，又以“一代正宗”的形象独领风骚，开一代诗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康熙朝他主盟诗坛数十年，其创作及所倡导的“神韵”诗论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有清一代。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主要著作如《带经堂集》、《渔洋诗话》、《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久享盛名，而其诗歌选本《渔洋精华录》，作为反映诗人创作基本面貌的最简洁读本影响尤著。它几乎是清人诗歌别集中刊行最多、流传最广者，因之成为谈清诗创作不能绕开的著名典籍。

《渔洋精华录》于康熙庚辰年（1700）编定行世，共收诗一千六百馀首，由王士稹从自己的三千馀首作品中择录出，按古今体分为十卷，其中古体诗四卷，今体诗六卷。关于书的编订者，在成书之初人们是颇有猜测的。尽管所有的刊行本卷首都题“门人侯官林佶编”，卷末题“门人监察御史昆山盛符升、国子祭酒江阴曹禾同订，侯官门人林佶恭誊写”，林佶的《后序》和士禛之子启汧的《跋》皆说是由盛符升、曹禾仿宋人任渊纂黄庭坚诗《精华录》之例而编；士禛本人提到是书，也持同一说法（见《香祖笔记》），但时人还是传说《精华录》出于王士禛亲订。《四库总目提要》纠合了这种看法：“是编（《精华录》）又删掇诸集（指《渔洋集》、《渔洋续集》、《南海集》、《蚕尾集》、《蜀道集》、《雍益集》——笔者）合为一帙，相传士稹所手定，其子启汧跋语称门人曹禾、盛符升仿任渊《山谷精华录》之例钞为此录者，盖托词也。”这个疑案直到清嘉庆十三年（1808）梁章钜从市肆上购得“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二十一通始真相大白。在这些书信里，王士禛与林佶详细地谈了《精华录》的修订问题，不仅涉及到篇目的删存，更具体到字句的更改（参见本书“附录”）。很清楚，王士稹亲自参与了《精华录》的选定。从士禛为自己从书肆购的《山谷精华录》所作《跋》可以想见，他是由《山谷精华录》受到启发而萌动了编自己诗之《精华录》的念头。最初当是委托门人盛符升、曹禾（他们与王士稹同在京为官）粗选，最后的审定则是他本人亲自完成的。

至《精华录》编定，王士禛已度过了他一生的创作旺盛期，他的绝大部分诗歌佳作都已问世。既然确定了王士稹对《精华录》的亲订，《精华录》所录诗，当是能反映士稹眼中其一生诗歌创作之精华的。如果说《带经堂集》基本体现了王士禛诗歌创作全貌的话，那么《精华录》则更集中、明快地展示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就反映诗人个人对自己诗的评判和选择来说，这不是他人为之选辑所能够替代的。

鉴于王士稹在当时的地位和声誉，《精华录》问世不久即风行当世，评点、笺注者也已不乏其人，诸如查慎行、何焯选评《精华录》、伊应鼎的《精华录会心偶笔》、翁方纲的《复初斋精华录评》等，它们多以提示、评说诗中旨趣为主。而注释较全面、影响较大者，依翁方纲说有三家，即惠（栋）注、金（荣）注、徐（夔）注（《复初斋文集·精华录序》）。其中徐夔注仅《咏史小乐府》一卷和近体诗六卷，非为《精华录》全部，而且其注文大部分已由惠、金两家纳入自己的注本，所以，《渔洋精华录》的全注本实际上只有惠栋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下称《训纂》）和金荣的《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下称《笺注》）。两家注均刊行于雍正朝，分别为“红豆斋”本《训纂》和“凤翙堂”本《笺注》。此后他们又各自撰《精华录训纂补》、《精华录笺注补》各一卷。随着两家注的流行，再无别家新注本问世。

比较惠、金两家注，以影响而论，惠栋的《训纂》要大于金荣的《笺注》。《四库总目提要》谈到惠氏《训纂》时说：“是书先有金荣《笺注》盛行于时，栋书出而荣书遂为所轧，要亦胜于金注耳。”它指出了两注流行的情况，但认为金注早于惠注，却显然是个错误。这一点，金荣在其《笺注凡例》里已述明：“乙卯秋于友人处得惠君栋注本，喜其该洽，而于当代事颇为周悉，亟录之以补余所未逮。”“开雕后时有弋获，不便增入卷内，而惠注复不能捐爱，爰仿朱长孺注义山诗例而小变化之，补注总附于十二卷后。”可见，《笺注》的雕版实是稍晚于《训纂》的。

惠栋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他为《精华录》作“训纂”并自称是王士禛的“小门生”，是出于其祖父周惕为康熙辛未年士禛所取士，父士奇曾向士禛学过诗之因。作为经学家，惠氏具有一般注诗词者所不及的深厚的训诂考据功夫，这在训纂《精华录》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士禛一生游历广泛，诗中涉及到大量的地理名物，“注家最易舛讹”（《训纂·凡例》），由于惠氏翔实的考订，使读者于疑难处能了然于心，其功自不可泯。同时，渔洋诗中多涉及当代人物，许多人乃为布衣，声名不显，事迹难考，惠注于这些人物事迹亦征引详备，对后人了解当时文人交游大有助益，实属难能可贵。此外，当时著名学者如钱大昕、戴震、金农等数十位又曾参与过《训纂》及《训纂补》的修订工作。因之，惠注考释地理名物人事诸方面之翔实，是他人难以与匹的。在乾嘉学风盛行之时，惠注影响远过于金注更属理所当然。不过，惠栋毕竟是个经学家，他深于经学而不免浅于诗词，因而，其所注诗句的来历出处，往往有不尽妥当处，《四库全书总目》曾就此从第一卷中指摘多条，类似情况，各卷都有，兹不详举。

惠注的体例，其顺序仍依王士禛审定的《精华录》原貌，分古今体十卷前后排列，但他加了目录并在上面注明具体篇目产生的年份和原在何集，提供了检索、了解的方便；注文则置于各诗篇之后。金荣的《笺注》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他打乱了原本排列顺序，重新以编年不分体的形式析为十二卷，将原诗集名注在编年后，如此一来，能够更清晰地反映诗人创作的发展变化和创作各阶段诗结集的大致面貌，是值得称道的；一是他对注文的安置采用了夹句注的形式，周中孚称这乃是“仿王逸注《骚》、李善注《选》例”（《郑堂读书记》），依据固然有，但就注诗而言，惠栋则认为这种格式“如一幅缣帛，割裂都尽”，形式上确乎不及篇后注。金荣的注文较之惠注要简单一些，尤其是名物考定不如惠注翔实。惠栋曾说金注“皆浅近习见之语”（《精华录笺注辩讹》），但王士禛的创作讲求“兴会神到”、“伫兴而就”，注这类诗，仅以地理名物人事的考索，到底是不够的，金注的“浅近”之处，恰可对惠注的缺陷和不足有所弥补。如将两注合二为一，即为王士禛诗的最完善注本。

我们所做的“集注”工作，就是纠合两家注及其补注进行了点校整理。有关版本、整理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1.底本采用雍正本“红豆斋”刻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和“凤翔堂”藏版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

2.诗正文以惠栋《训纂》为据，保留其参校渔洋各集所出校语，并补出金荣校语。体例上兼取两家之长，即金荣《笺注》的十二卷编年体和惠栋《训纂》的篇后注形式。注文依诗句顺序重新编排，各条头标出原属何注。

3.两家注文内容多有重复，因金注成书较晚，故凡重复处一般保留惠注；对内容相同，文字稍有差异处，则持存优删劣的原则。如两注引文出处相同，摘引文字不一，均予保留，以便读者阅读。

4.两注引文虽基本有出处，但多为断章取义，许多已非原作面貌，遇有语辞不通或文意不明处，校以原著或两注互校，径补缺文缺字。一些引文出处明显错误者，径改。至于某些著作作者的指定属于古今认识不同，如《西京杂记》的著者，惠注均作吴均，不改。而像《四库全书总目》所指摘惠注引前人诗句有不得当处一类情况，同样是注者的识见问题，亦予保留原貌。

5.对原诗及注文均加新式标点，为避免引号的层层套叠，对两家注引用的当时人语，如“徐夔曰”等，不加引号。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两底本中显见的误刻、避讳字径改。人名、地名、著作名以外的异体字径改。

6.《精华录》原无专序，只收钱谦益为《渔洋山人诗集》所作旧序一篇和古诗一首，王士禛对之十分看重，在给林佶信里曾强调“一序一诗，尤不可割”，故附录于后。抄写人林佶又撰《后序》一篇，并附于后。翁方纲按试山东，应新城学官之请为《精华录》所作《序》，虽为一般《精华录》版本所不收，但作为仅见的一篇《精华录》专序，亦收入“附录”中。

7.《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直接反映了《精华录》的成书情况，附录于后，并保留各家之评。

8.两注原有王士禛年谱、本传、墓志铭等传记材料，因均系后补，且非专为《精华录》作，不再收入。

本书的点校整理，系由宫晓卫、孙言诚、周晶、闫昭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共同承担完成，最终结稿，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洁修先生协助审订，于1989年付梓面世。此次出版，我们又按原底本重新进行了校订，改正了初版时的一些疏误。谨此说明。

宫晓卫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