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我国行政监察法制度建设，从中华古代监察法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汲取智慧，经历了创立、调整、沉寂、恢复和重组完善阶段，形成以宪法为渊源，以《行政监察法》为主干，一套能基本适应行政监察工作科学化、法制化的客观需要，总体完备协调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工作实事求是、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监督检查与制度建设相结合、行政监察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原则的指引下，行政监察法律法规制度的实施以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为目的，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章练习题
一、名词解释
行政监察；监察对象；纪检监察合署。
二、简答
1.《行政监察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2.党的十八大对行政监察工作提出“三转”的新要求是什么？
3.《行政监察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三、论述
1.现行《行政监察法》的不足与完善。
2.行政监察法律制度的法律渊源和体系。
四、材料分析
材料一：“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钦定的《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议题，“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也就是要同步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是朱元璋一朝的经济基本国策。洪武元年，朱元璋晓谕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朱元璋多次减免各地赋税劳役，鼓励百姓垦荒，官给牛种，兴修水利，移民垦边。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范围内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朱元璋发现，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有勋功贵族与地方豪强、各级官吏逐步勾结，严重干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
早在郭桓案爆发之前，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洪武十三年，吏部奏报，全国“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500石者达364处”，显示出国家税收能力受到影响。而到“郭桓案”爆发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浙西一地秋粮应上缴450万石粮食，郭桓与浙西官员上下其手，只上缴粮、钞等合计200万石，郭桓自己收钞50万贯，剩余由当地官员瓜分；应天等五府夏税秋粮等全部被瓜分，“无一粒上仓”。这表明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严重扭曲，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权威已经遭到了巨大的侵蚀，无怪乎朱元璋要痛下杀手，掀起反贪风暴。
“郭桓案”历时不到4个月，雷霆万钧，朝野震惊。朱元璋通过查办“郭桓案”，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一是澄清了吏治，健康了国家的政治生态。“郭桓案”的表现形式是针对官僚队伍的反腐败行为，该案涉及人员，上至六部尚书，下至地方小吏，凡有牵涉其中者，无不遭到了严刑处罚，形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二是整顿了国家经济秩序，增强了中央的经济权威。“郭桓案”摧毁了由勋功贵族、官僚、地方豪强组成的腐败网络。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遭到削弱，隐瞒的土地、人口重新纳入政府税收范围，增强了国家的税收能力。同时，豪强地主的破产，扩大了农村自耕农的比重，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直接促成了“永乐盛世”的出现，史载“洪永熙宣之际，府藏衍溢”。
（资料来源：柴杰：“朱元璋重典治腐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3月2日）
材料二：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四种形态”是党内监督特别是纪律审查的创新理论成果，表明党中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更加自信地把监督资源投放到党的建设最前沿，更加自觉地把执纪力量下沉到管党治党第一线。
既管重点又管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描画出从量变到质变的梯度轨迹，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呈现点面结合、纲举目张的合围之势。其中，对“少数、极极少数”施以重拳、施加重典，对“常态、大多数”则强调监督教育管理的平日之功，谋一域不忘谋全局，思一时不忘思万世。
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既严治标又善治本。严于治标和善于治本殊途同归，治标有效才能治本有道。从纪律上严格起来，抓早抓小，既体现了惩、又体现了治，既是治标之举、又是治本之计。“四种形态”如同给纪律之尺打上“四道刻度”，表面上衡量的是违纪行为，指向的却是深层党性观念和党纪意识。通过诫勉谈话、函询提醒、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等多种方式，将违纪行为表象和思想根源“一网打尽”，实施地毯式排查，是标本兼治的战略抉择。
国有国法，党有党规。从法理精神来看，“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https://www.daowen.com)
首先，在厘清法纪观的基础上凝聚“制度双笼”的整体合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既有“法律之笼”，也有“纪律之笼”。但若“只盯违法不盯违纪”甚至把纪委视为“党内公检法”，监督执纪者眼里只有大要案，就会造成纪、法两不管的模糊地带，导致党员干部“脱管”后从违纪向违法加速坠落。“四种形态”正是从大量实际案例和惨痛教训中抽象出来的，着力将执纪标准显性化、刚性化，在违纪滑向违法的过程中层层设防，使“以纪律人”和“以法律人”既相区别又相衔接。由此，纪律建设回归本位，也相当于给法治建设以参照系。如随着从严执纪的深化，缺席审判、没收非法所得、加大行贿人财产刑、严重贪腐犯罪终身监禁等修法措施频现，既促进了依法反腐的实践进程，又显示出纪律与法律“双笼合围”的优势。
其次，在转变政绩观的过程中彰显“治病救人”的终极关怀。可以预见，随着“四种形态”的过程规范和结果公开，将大大提升党内纪律审查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准，展现出纪律审查与司法检控的差异化程度，确立纪检监察从业者的正确执纪观、政绩观。今后，按照“四种形态”的目标指向，纪委须抓大不放小，既能办大案、打“老虎”，又善用党章党规党纪的语言界说违纪行为，在线索处置、立案审查、审理报告等各环节做到纪在法前，越往后执纪越严，小病快治、小错即纠，改变“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
（资料来源：高波：“‘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成果”，载《中国纪检监察》2015年第19期）
请结合本章所学，根据材料一，谈一谈明代为何要开展大规模的监察立法活动；根据材料二，分析党纪检查、行政监察、法律监督三类监督的区别与联系；结合材料一、二，谈一谈对“四种形态”的理解。
[1]左民安:《细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406页。
[2]衡旭标:“论行政监察制度在行政法中的地位”，载《行政与法》2001年第4期。
[3]杜兴洋主编:《行政监察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4]受篇幅所限，本书仅列举部分相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详情请查阅，“党纪法规库”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www.ccdi.gov.cn/fgk/law，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8月2日。
[5]周鹏飞、任学敏:“行政监察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监察》2007年第23期。
[6]刘治斌:“立法目的、法院职能与法律适用的方法问题”，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7]参见“‘严肃行政纪律健全公务员监督约束机制’—人事部有关负责人就〈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答记者问”，载《中国人才》2007年第11期。
[8]参见袁曙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载《求是》2008年第7期；王澜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期。
[9]参见彭向刚:“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行政效能建设”，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安蓉泉、朱晓明、黄俊尧:“提高依法行政和行政效能统一性问题研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中共通州市纪委、通州市监察局:“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推进行政效能建设”，载《求是》2003年第11期。
[10]参见张晋藩:“中国古代司法监察的历史管窥”，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张晋藩:“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张晋藩:“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王宏彬:“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1]参见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行政监察工作历史回顾与展望”，载《求是》2011年第15期。
[12]参见卢建平:“行政监察法初探”，载《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13]王希鹏、胡扬:“中国腐败治理结构变迁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审视”，载《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14]合署办公“三个有利于”是指:（1）有利于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种职能。（2）有利于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继续加强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便于各级监察机关的领导班子在工作上向政府负责。（3）有利于避免工作上不必要的交叉与重复，以及精简机构和人员。
[15]徐德刚:“新中国行政监察法律制度回溯与前瞻”，载《求索》，2004年第12期。
[16]王嘉让:“十八大后行政监察工作要有新思路”，载《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7]“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综述”，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_tp://www.ccdi.gov.cn/special/schy/zxxx_schy/201401/t20140113_1690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5日。
[18]参见姚文胜:“论《行政监察法》的立法缺陷与完善”，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19]《求是》2015年第23期刊发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鸣起《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一文，其中提到“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加强对重点岗位、重点事项的监督，修订并认真执行《行政监察法》，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对执法权力的监督。”载http://www.npc.gov.cn/npc/xinwen/rdlt/fzjs/2015-12/02/content_1953474.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