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改革：恢复和加强被害人诉讼参加制度
改革现行的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制度，应当注意兼顾被害人权利保护与诉讼合理性的双重要求。为此，笔者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应废除现行的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制度，同时保留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制度中的一些积极而合理的因素，从而加强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被害人参加诉讼的制度。
废除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制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不符合公诉案件的性质，以及随之给诉讼实践带来弊端的问题。被害人不再是诉讼当事人，就可以避免他始终出席庭审而影响其陈述客观性，在其作证前可以禁止其旁听，同时也便于法官把握诉讼格局并解决相关的实践问题。但考虑到被害人毕竟与证人不同，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对象，具有某种“当事”性，而且国家公诉机关也不能完全代表其诉讼利益，因此他应当被法律确定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给予较之一般诉讼参加人特殊的诉讼礼遇与诉讼关照。
循此思路，对我国被害人保护的诉讼制度框架可以设定为：其一，将被害人作为特殊类型的诉讼参加人，而不看作一般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法中将这种既有别于当事人，又区别于一般的诉讼参加人的法律身份确定下来。其二，要求司法机关将诉讼程序进展情况通知被害人。如立案、起诉、审判开庭等，都应向被害人发出通知。其三，被害人有权由其律师代理参加各种诉讼活动。其四，被害人可以通过其代理律师查阅诉讼证据材料。其五，被害人有庭审时在场的权利，但是被害人作证前不能旁听庭审调查活动，只能由其代理律师代替其在场听证并发问。具体做法是被告人口供调查时被害人不应在场，口供调查完毕后被害人到场陈述，原则上要求对被害人一次性调查完毕，以避免聆听庭审对其作证的影响。被害人调查完毕后，被害人即以特殊诉讼参加人的身份参与庭审。其六，被害人在庭审中有询问、举证、申请调取新的证据以及参加诉讼辩论等诉讼权利。其七，对作为特殊类型诉讼参加人参与诉讼的被害人的范围作出法律限制，应当将这种具有特殊诉讼权利的诉讼参加人限定于其人身、财产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自然人。对单位被害人，则除了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参与诉讼外，应由检察机关代表其参加诉讼，以利于诉讼的有序和效率。
【注释】
[1]原载《法学》2001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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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褚剑鸿：《侦查机关与侦查犯罪职权之比较研究》（下），载《法令月刊》1997年第48卷第9期。
〔2〕褚剑鸿：《侦查机关与侦查犯罪职权之比较研究》（下），载《法令月刊》1997年第48卷第9期。
〔3〕有时被害人会主动要求就某一问题再作说明，被告方也可能会要求被害人再次作证。如果该伤害案分为起因与预谋、作案、案发后情况等不同阶段进行法庭调查，被害人则可能就不同阶段的情况多次作证。
〔4〕我国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这种线形的结构，使三机关之间具有一种一体化的趋势。而且出庭公诉人员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同时又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审判活动具有一种“监视性”职能。在庭审活动中，就讯问被告、询问证人，要求中止审理等问题，法律都赋予了他更为充分的权利。
〔5〕如樊崇义老师主编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学》就认为被害法人应当作为公诉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