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管辖制度不完善的危害性

指定管辖制度及其运用，对于打击犯罪，尤其是防范地方干扰，有力打击职务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这一制度不完善以及实践操作中的随意性，对司法公正与效率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

1.司法审查功能减弱，妨碍诉讼公正。通过指定管辖交办案件，交给谁，不交给谁，大有文章可做。由于多数的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的管辖既有名又有利，因此交给谁办既体现上级信任，又有其他利益伴随。而由于指定管辖的不规范与随意性，交办案件的司法审查功能被进一步削弱。^〔19〕被指定管辖的司法机构，通常只能在上级交办案件单位确定的基本框架不动的情况下，做局部性、技术性的调整。对交办案件，让交办的上级单位满意，往往是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办案目标。如果不满意或者不甚满意，办案单位就辜负了上级的期望，不仅上级机关对此案产生负面评价，而且以后要接受交办案件也基本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如果办案单位一味“眼睛向上”，交办后的诉讼程序将丧失任何实质性功能，而成为实现上级交办单位意图的工具。

2.妨碍公民权益，损害司法公信力。“交办案件”的司法审查功能减弱，妨碍司法公正，往往直接损害公民尤其是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另外，由于公民的管辖异议权、指定管辖申请权得不到制度保障与实践尊重，也使司法公正受到损害。首先，妨碍了公民应当具有的程序权利的实现，因为管辖异议与回避申请权，作为程序权利，是公正审判权的重要内容。其次，程序的不公正，通常导致案件实体处理的不公正。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利益无涉才能公正司法，而办案单位诸多涉及自身的利益考量，常常不可避免地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最后，妨碍“看得见的公正”实现，损害司法公信力。如前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法官谋杀院长案”，无论实体处理是否公正，但程序不公所带来的社会质疑，影响了该院审判的社会公信力。

一方面，指定管辖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公民的管辖异议权和指定管辖申请权得不到尊重，造成我国指定管辖制度严重的价值失衡。即只为打击犯罪服务而较少体现保障人权的精神。这是国家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关注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3.有违基本法理，损害法制原则。案件管辖，是体现程序公正并直接影响实体公正及办案效率的重大程序问题，其决定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指定管辖的随意性，以及侦查机关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实施指定管辖，不符合程序法定原则，有害于法制建设，已如前述。

进一步分析，程序法定原则在管辖问题上的重要体现，是“法定法官”的原则和精神。即任何案件，在确定承审法院或法官时，必须有一套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并保障人民基本程序权利的合理机制，通过这一具有可预测性的机制，来防止当权者以其权力恣意地操纵司法，防止其在特定案件中安排合乎自己心意的法官以损害司法公正、侵害民众权益。“法定法官”也是司法的独立性原则在司法主体确定问题上的必然要求，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关于合格法庭独立审判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现该原则的保障条件。^〔20〕其基本精神为实行法治的各国普遍确认并遵循。在有的国家，“法定法官”被确立为宪法原则。^〔21〕

指定管辖的本质，是“人定法官（法院）”，而非“法定法官（法院）”，因此可能与法治精神相冲突。不过，也应当看到，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转型时期目前只能实行“有限法治”，因此，“法定法官原则”的贯彻还受到一定限制，在一定条件下的通过指定管辖而人定法官（法院）的情况还不可避免。^〔22〕但是，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随意性，使“人定”的过程受到程序制约，而在最低限度上符合程序正当性的要求。

4.增加诉讼成本，妨碍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法》的地域管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按司法效率和诉讼经济的要求设定的。指定管辖，通常是由非犯罪地或居所地公安、司法机关实施管辖，不可避免地提高诉讼成本。如果说是为了有效地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及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可以说是利大于弊。但是过多地指定管辖，舍近求远，则可能导致利弊关系的翻转。而且案件协调及各诉讼环节的衔接时有困难，也影响诉讼效率。^〔23〕对此，实务界已经有所反映。^〔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