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人证核实，违背被告人有权辩护以及辩护有效性原则，有悖于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制度和机理，且就刑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其角色具有双重性：既为证据来源，又是辩护主体。就实际操作而言，审前阶段，在尊重被告人自白任意性（自愿性）的前提下，重视其作为证据来源的作用。在审判阶段，则须首先尊重和保障被告人辩护权。限制被告审前知悉人证信息的做法，其法理基础是传统的被告人客体论，即不仅在审前阶段被告人是负有供述义务的诉讼客体，即使在最终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审判活动中，被告人也是审问客体，其出庭的基本功能是供述与指控有关的事实。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当然可以限制被告人的庭前证据知悉权，禁止其获悉对其辩护有重要意义甚至关键作用的信息。
有关限制人证核实的主张，将证据分为人证和非人证，对前者禁止辩护律师告知和核实，但对后者，如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检查笔录以及鉴定意见等，则不作限制。其实，这些非人证类证据也可能为辩护所利用，甚至可能发生某种诱导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效果。之所以仅限制人证，笔者分析认为，一是因为人证仍然构成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主要定案依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其功用难为非人证类证据所取代，尤其是在行贿受贿等特殊类型的犯罪认定中。因此，禁止核实人证，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是阻断了当事人获得主要的有利辩护信息的路径。二是因为控诉方对非人证类证据进入诉讼案卷较为可控，搜集哪些、不搜集哪些，入卷哪些、不入卷哪些，大体可以为侦控方所控制。反之，对人证类证据相对不可控。因为按照规范操作，每次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的笔录都应当入卷，而嫌疑人、证人的陈述部分不可控。辩护律师自行调查的人证，其内容更为侦控方所不可控。因此，防止不可控人证信息为当事人知悉，以避免其利用此类信息准备辩护甚至因此翻供，就成为控诉方为保证控诉证据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可能希望达成的一种制度安排。
上述说明，禁止嫌疑人、被告人审前接触其他人证，是为达到控诉目的，通过阻断信息交流渠道，限制辩护权，妨碍其有效辩护为代价的。因此，此种要求显然违背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以及辩护有效性的原则。
不过，这是一个不同利益考量的问题。如果为了有效打击犯罪，我们是否可以部分牺牲有效辩护，或者说限制被告的辩护权，而让辩护律师代为辩护呢？(https://www.daowen.com)
笔者认为，限制嫌疑人、被告人庭前知悉人证的做法，对打击犯罪助益不大，就刑事司法整体效益而言得不偿失。因为侦查终结后，在审前知悉相关人证信息后翻供，以及在庭上知悉相关信息后翻供，并无本质区别。目前的制度设计，侦查阶段是由侦查机关主导的、相对封闭的司法环节，律师无权向当事人核实证据，从而通过信息不对称，实现侦查效益。待侦查终结，证据相对固定，即允许辩护律师向当事人“核实有关证据”，此时，如果被告翻供，也有较为清晰的诉讼留痕，可供公诉检察官以及审判法官作出判断。而对被告人翻供的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3条的规定，基本的判断原则是“印证原则”，即认罪供述与翻供供述分别是否有其他证据印证。〔8〕简言之，如果有罪供述为其他证据所支持，则翻供没有意义；如翻供供述为其他证据所支持，则翻供可能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虽然直接规制庭审翻供问题，但其判断原则和机理同样适用于审前阶段的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由于侦查终结交付审查起诉的案件，嫌疑人的供述都是有其他证据印证支持的（侦查机关通常不会明显违背证据标准将无证据印证的案件交付起诉），而被告人翻供在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缺乏其他证据支持的，因此，虽然被告翻供较为常见，但很少见到因此影响定罪的。如果被告翻供影响了定罪，导致难作有罪判决，就说明翻供有其他证据所支持，或者因翻供形成指控证据不充分，这种情况下，裁判者当然应十分谨慎，因为此时如果仍确认指控而定罪，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上述说明，由于审前翻供与审判时翻供适用相同的判断原则，当事人审前知悉人证信息与审判时知悉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如因审前知悉相关证据信息，使被告口供在审前即发生变化，还可以使公诉机关和法院有一定的准备，控方可以事先准备应对方案，包括补证以及对原供述的有效性作合理解释，避免因庭审时口供变化而休庭妨碍审判效率。
至于限制被告本人辩护权，而由辩护律师代为辩护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确两点：其一，辩护权是宪法赋予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对这一权利，他可以自行行使，也可以委托辩护律师辅助其行使，如果限制当事人本人有效辩护，而以其辅助人代替，则有颠倒权利享有主辅关系之嫌。其二，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仍然需要向当事人“核实有关证据”。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中，辩护律师以案卷为基本的信息来源，以向当事人介绍情况、听取意见为核实证据的基本方式。如有论者指出：“律师与当事人自由交流案件信息是开展辩护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辩护律师对证据的知悉并不能完全代替被追诉人本人对证据的知悉，被追诉人作为案件当事人，对证据知悉有着更强烈的愿望和动机，对指控证据材料的真伪和案件事实具有比辩护律师更大的发言权。如果律师能将控方证据情况及时告知委托人，不仅有利于被追诉人做好庭审前的证据准备，对有异议的控方证据及时作出回应，而且在与律师协商的基础上共同提出辩护策略，制订最佳辩护方案，从而提高辩护效果。”〔9〕反之，如果限制辩护律师向当事人核实人证，无疑会妨碍律师的有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