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被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引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质疑
“念斌案”于2014年8月下旬以无罪判决定谳，但据悉同年9月原侦查机关就在重新立案时将念斌再度列为犯罪嫌疑人，这一情况是念斌在同年11月办理出境手续时才知悉。由于社会质疑、媒体关注，立案机关作出了某些解释，并据报道称立案时有新的证据，但立案机关提供的信息和此案相关情况，并不能消除对再度确认念斌为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质疑。
最突出的一项质疑，是再次确定犯罪嫌疑人与警方的侦查措施相矛盾。因如果发现新的重要证据，能够认定或基本能够认定原判“确有错误”，并影响对念斌的定罪，那么，就此罪行严重，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侦查机关必须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而且，不应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不能防止重大罪案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强制手段，而应当以拘留、逮捕剥夺其人身自由。因《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予以逮捕”。即对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罪嫌疑人，不需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只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应予逮捕。然而，立案侦查机关虽再度确定念斌为犯罪嫌疑人，却并未采取包括取保候审在内的任何刑事强制措施（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直接导致行政性强制措施适用，如根据出入境管理规定禁止出境的情况除外）。这种不作为，只能作出两种解释：一是警方懈怠，即有新证据足以重新证明念斌作案的重大嫌疑，侦查机关应当依法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而不采取，涉嫌侦查失职；二是对念斌重新立案侦查时，并未获得足以动摇其无罪裁判的新证据，因此也无根据采取立案侦查所需要的强制措施。对这两种可能，笔者根据媒体披露的有限情况判断，真实情况应当是第二种可能而非第一种。理由如下：
1.从本案具体情况看，基本可以排除侦查懈怠失职。“念斌案”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重大案件无罪判决也是十分罕见的情况，〔12〕裁判否定原案侦查结论，无疑对侦查机关震动极大，以致很快再度立案并成立专案组侦办。如果其后发现新的重要证据，证实念斌重大罪嫌，随之必须依法采取的侦查行为就是再度确定强制措施，以防止其社会危险性，这是侦查的常识。而就这种大案，不可能出现背离常识的错误。而本案迄未采取任何刑事强制措施，应可反证并无能够证明念斌犯罪的重要新证。
2.从记者采访报道所获情况看，仍袭用原案确定嫌疑人的思维，嫌疑人的再度确定似乎并不取决于新证据。据网络媒体“澎湃新闻”报道，“11月26日，平潭公安局公共关系处负责人接受了澎湃新闻的独家专访，称重新对当年投毒案开始立案侦查后，警方将现场的几个人都列为犯罪嫌疑人，‘这是正常的侦查程序’”。在回答澎湃新闻关于为何念斌又被列为“犯罪嫌疑人”的问题时，警方称：“念斌被宣告无罪以后，从公安的角度来讲，已破的案子变成未破，这个案子还没有了结，重新要启动侦查程序。”“警方在重新侦查程序上对事不对人。绝对不会要对他怎么样，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必须要把他列进来，因为当时现场只有那么几个人，可能下手投毒的，也只有这几个。但是也不是无限扩大化，把所有人都当作嫌疑人。但你说不列他？也讲不过去。这些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
在记者指出专家称，念斌无罪释放后又被列为犯罪嫌疑人，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证据时，警方回应：“是有新的证据。但是什么证据，我们不方便透露。”〔13〕
因系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对警方采访，媒体通常十分慎重，而公安方面并未提出报道不准确，也可反映该报道无误或基本无误，而且其他多种媒体的报道内容也可印证。根据该报道，警方对念斌立案的理由，是将现场有作案条件的人员列为犯罪嫌疑人。即前述报道中警方所称：“必须要把他列进来，因为当时现场只有那么几个人，可能下手投毒的，也只有这几个。”警方虽称有新证据，但并未指出新证据对念斌立案的意义，结合前述第一点理由，应当可以推断，即使警方有原案未搜集或未使用的新证据，但其证明价值，应不足以动摇无罪判决，也不足以支持对念斌进一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从时间看，获得重要新证据缺乏现实可能。根据有关报道，念斌案无罪判决于2014年8月22日宣判，而念斌姐姐念建兰称，在出入境管理机关看到该处电脑确认念斌为犯罪嫌疑人的时间为9月1日，因此，其辩护律师质问：“公安部门全方位无死角地侦查，但凡有一丝犯案可能都不会让他回家的。过去8年都没查出新证据，难道10天里有新的证据了？”〔14〕如果相关报道无误，那么，念斌应是在警方重新立案之时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8月22日至9月1日有两个周末，法定工作时间仅5天，其间还应有研究判决、重新审查案件，研究应对措施以及立案报批等程序，加之专案组尚未组成，新的侦查措施也难以提前发动，因此在8年全方位搜证的背景下，于重新立案前的短暂时间内发现新的重要证据缺乏现实可能性。当然，原搜集的证据在过去审判中一直未用，也可以被认为是新证据。但是，在侦控方殚精竭虑组织控诉证据体系时，历经10次开庭、4次有罪判决都没有使用，在证明上能有多大分量，不无疑问。(https://www.daowen.com)
根据上述分析，警方在重新确定念斌为嫌疑人时，应未获得影响定罪的重要新证据。如这一判断成立，办案机关将念斌再度列为嫌疑人的决定，即使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亦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理由是：
1.不符合无罪判决后重新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在立案程序中确定犯罪嫌疑人，应当符合“双重标准”。即就事论，有犯罪事实发生，应当追究（作案人）刑事责任；就人论，该涉嫌人员“有犯罪事实，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已如前述。而就无罪判决生效后，以同一事实再度对原案当事人立案，参照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6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后又继续侦查，其前提是“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15〕因此，只有发现新证据才能重新确定念斌为犯罪嫌疑人。而参照《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1项再审立案的规定，此类新证据应当足以动摇原判，支持犯罪指控。否则，再度认定原案当事人为犯罪嫌疑人，不具备合法依据。
2.严重妨碍涉案公民合法权利的实现。对被判无罪的公民因同一事实再度确定为犯罪嫌疑人，使其人身、财产权利，包括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受到严重妨碍。因为作为犯罪嫌疑人，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就业、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也必然会受到妨碍，而其因8年监禁依法可以申请的刑事赔偿，也因再次成为待罪之身而难以实现。被法律确认为无罪的念斌，原案侦查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刑讯逼供和虐待暂且不论，仅8年牢狱，其间4次死刑判决，对其身心和其他权利的伤害已经十分严重，而在无罪判决定谳后，在缺乏新的符合法律要求的指控证据的情况下，其再度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继续受到妨碍。而且如果今后长期未能发现新的重要证据以确认真凶，由于念斌未被羁押或被采取其他刑事强制措施，不受侦查期间羁押期限以及其他强制措施时限的限制，而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可能一直维持下去，造成无罪判决后仍持续受害，这是严重的司法不公正，也显然有悖于国家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及其精神。
3.冲击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审判权威。根据或基本根据原指控证据体系再度认定犯罪嫌疑人，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否定了生效裁判的判决效力（既判力）。因为终审作出无罪判决，发生两方面效力：一方面是对当事人无罪的确认，随之也意味着对其作为无罪公民应享有权利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侦查、逮捕、起诉及原审有罪判决的否定或部分否定，并由此提供了念斌申请国家刑事赔偿的法律基础。而警方在缺乏必要新证据的情况下再度确定犯罪嫌疑人，使法院生效裁判的两方面效力都难以实现：公民念斌的权利继续受到妨碍，同时，根据无罪终审判决本可确认错侦、错捕、错诉与错判，似乎又因当事人重新被确定为罪嫌而处于悬而未决的待定状态。而且如前所述，念斌涉嫌犯罪的法律状态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这将使判决的既判力长期不能实现。此种对裁判效力的妨碍，也必然损害审判的权威。这也是媒体普遍质疑警方新决定的重要原因。
根据上述分析，如侦查机关确未发现足以动摇原判的新证据，再度确定念斌为犯罪嫌疑人显然不当。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办案机关应当尽快纠正，撤销将念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决定，并对念斌赔礼道歉。办案机关及时纠正错误，在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显得更为必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还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建构刑事诉讼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的规律，也是对过去那种“侦查中心主义”以及审判的实质性与裁判的权威性严重不足弊端的“拨乱反正”。在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机制中，侦查取证必须符合裁判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对司法审判所形成的生效判决亦应充分尊重。而念斌案中侦查机关重新确定嫌疑人的不当行为，应当说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公安人员因内心对判决确认念斌无罪不服，而未能充分尊重法院判决的问题。〔16〕
“有权利就有救济”，被再度确定为嫌疑人，念斌应当享有向公安机关申诉、要求复议及要求上级公安机关复核的权利。同时，念斌还可以申请司法救济。当事人合法权利在司法程序中受到妨碍，通常应当向中立的第三方，即法院提出申请，而由法院发出司法令状予以救济，但在我国，检察机关被确定为法律监督机关，有立案监督的职责和权力。因此，如果公安机关拒绝纠正，念斌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实施立案监督，通过审查再次立案和确定嫌疑人的法律与事实依据，要求公安机关纠正其不当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