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人证核实，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可能对辩护方形成不适当的威胁，损害刑事诉讼的防错机能
其一，法律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被告人，包括向其核实有关证据，不被监听。据此，辩护律师核实证据的内容，监督机关是难以查核的。只要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庭陈述时略加注意，就可隐蔽其信息获知情况。而且即使有超越范围告知信息的线索，由于不被监听的规定，也难以查证属实。因此，有论者称，禁止会见监听的制度，使讨论是否限制核实证据范围问题无实际意义。
法律和司法解释不应规定不能有效监督，因此难以实施的条款，这是立法常识。为了克服这一难题，有效监督禁止性规定的落实，就要打破禁止监听制度，或采取其他的能够查核律师和当事人交流内容的监察方式，但这种做法势必损害律师—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密责任，从而加大律师执业风险，威胁律师执业活动，最终损害辩护功能。而毋庸置疑，辩护是刑事诉讼防错机能的基本要素。
其二，从证据种类看，非人证类证据与人证类证据不能截然分开，相互间一定程度的交叉也使限制人证核实的做法降低了可行性，如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书证与人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合。因为书证通常情况下也是人的意思表示，是人的思想的书面记录。国外证据法学区分二者主要根据证据形式——书证是已被书面固定的人的陈述，而人证是证人（含专家证人）、被告人对法庭所作的言词陈述。但我国刑事诉讼尚未有效实行排除传闻规则或直接、言词证据规则，人证形式主要是书面陈述，因此和书证区分不明显。如行政执法与纪委办案阶段获取的当事人自书材料，其形式为书证，但其内容为人证（当时为刑事诉讼中的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因此符合书证定义而不符合人证的法定标准，即使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使用，也只能作为书证而不能作为人证。因此，限制人证不限制书证的要求，不仅会出现难以区分不便实施的情况，而且相互交叉关系使这一限制在一定情况下丧失意义。(https://www.daowen.com)
又如，视听资料与人证，也存在一定的重合性。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应对人证调查实行全程录音录像。这些录音录像资料，是辩护律师可以查阅的证据性材料。向当事人核实录音录像，包括有时核实侦查人员审讯同案被告、询问证人的过程及陈述内容，是律师核实证据，以及准备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必要方法，也为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许可，但其过程无疑也是人证信息沟通和核实的过程。可见在目前制度框架下禁止人证核实势必“禁而不止”。
此外，在律师辩护规范文件的讨论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是区分证人证言与同案被告供述，律师可以依法向被告人核实证言，但不得向被告人核实同案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是在主张全面核实证据及反对核实人证两种意见之间的一种折中，意在防止被告间串供，妨碍定罪。这种意见较之人证限制论虽然已经放宽限制，但仍然有碍辩护权的有效行使，理由如上述。而且这一建议存在另一项可操作性问题，即证人证言与同案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转换、重合，使这种划分不便操作，且丧失合理性。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事政策、追诉需要、嫌犯未到案等各种原因，共同犯罪包括“对合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常常不同案起诉，在这种情况下，非同案追诉的共同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彼此间应为证人，但在实质上，即共同犯罪的意义上，仍为同案嫌疑人、被告人。因分案追诉导致的身份变化成为划分核实证据范围的界限，成为辩护活动限制的操作标准，显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