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有动力压制被追诉人

协商性司法，无论是否伴随一个交易谈判（讨价还价）的过程，均存在要约、承诺的程序要素，以及双方均作一定利益让渡（一方认罪认罚与另一方从宽处置）的实体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控方有能力，也有动机利用其资源优势使协商性司法发生扭变。(https://www.daowen.com)

所谓“有动机”，是指就控方而言，协商性司法的主要价值是提高诉讼效率。诉讼效率，是指以较少的诉讼资源投入获取较大的诉讼利益，它有双重含义。一是诉讼利益的获得是以较少诉讼资源耗费为代价；二是在不新投入诉讼资源的情况下，克服诉讼障碍，获取诉讼利益。前一种情况主要是通过协商性司法简化证据调查，免除审判或简化审判；后一种情况则主要表现在案件存在定罪困难或不确定性时，通过协商司法管道，促使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而克服这种困难，消除不确定性。证据资源有限是证据法的基本原理，而证据资源不足以及有时遇到的法律资源不足，足以形成常见的控诉障碍。一旦制度提供协商性司法管道，控诉者势必在某些时候希图借此克服诉讼障碍。应当说，控诉者这一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其合理性。因为无论是否明示，国家设置协商性司法制度，确有在减少诉讼资源投入的情况下保持基本定罪效率，包括克服某些诉讼障碍的意旨。不过，克服定罪障碍必须保持一定限度：一是不能逾越法律，定罪的法律障碍不能通过协商认罪来解决；二是不能打破基本的证据标准，控诉者只有在一定的证据基础上，才能寻找克服证据障碍，消除诉讼不确定性的路径。然而，这两项限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践中，一旦刑事程序启动，因为程序的“惯性”、业绩的需求、舆论或被害人的压力以及对案件调查主体的“配合”等原因，即使不具备基本定罪条件，控诉者也可能希望推进案件，通过协商司法渠道，实现正式审判难以实现或至少是不确定的诉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