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人证核实，严重脱离司法实际，与控方法庭举证方式相矛盾，妨碍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律师在审前向当事人核实包括人证在内的各种证据，是刑事辩护实践的普遍做法。辩护律师审前向当事人核实证据，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有法律依据，律师有权“核实有关证据”；二是辩护需要，为核实证据可靠性，有效准备辩护，并帮助当事人辩护，律师需要这样做；三是由法庭审判方式所决定，法院甚至检察院常常希望这样做，尤其是重大、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对第三点作以下解释。

目前各地刑事案件一审审判，在法庭调查中的公诉人举证及辩护方质证，均采取成组举证和系统质证的方式，即就某一指控事实，公诉人概述证明意旨，然后按类别罗列相关证据，说明证据出处（某卷某页至某页）。仅对某些重要的、有分歧的证据，具体说明证据内容，甚至实行一证一举和一证一质。在成组举证中，即使对重要证据宣读其内容，也不会通篇宣读，而是仅宣读公诉人认为与指控的犯罪有紧密关联的内容（通常是支持指控的内容）；即使有时一证一举，也是考虑相关性、重要性以及与指控目的的契合性，宣读部分内容，而非通篇宣读。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仅依靠公诉人法庭举证获悉人证信息并做出质证反应，不仅因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即时接触大量信息，难以有效反应，^〔4〕而且意味着被告人对人证信息无法全面知悉，尤其是难以获悉对辩护有利的人证信息（公诉人通常不会在法庭上主动、全面地开示此类信息，因为这与控诉目的不符）。这种类似“证据突袭”的做法对被告人显然是不公正的。因此，认真的辩护律师和希望切实展开辩护的被告人，就很可能要求公诉人在法庭上改变举证方式，甚至实行一证一举，一证一质，而且还可能要求把所举人证材料交由被告阅读研究。^〔5〕这种做法将大大妨碍诉讼效率。

为了保证辩护方的质证权，同时保证诉讼的效率，各地法院普遍认可被告人通过辩护律师全面了解证据信息。尤其是重大、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如果不在庭前让被告人知悉法庭上公诉人可能举证的证据内容，庭审将旷日持久。因此，庭前会议中，法官不仅不会禁止律师向当事人告知证据信息，有时还会要求辩护律师这样做，由此保证在庭审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质证，即发表对证据的不同意见，而不过多地费时于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证据，以及被告人在法庭上阅审证据。由于公诉检察官在实务操作中均采取成组举证方式，也支持法官的这一要求，甚至将其举证提纲交给辩护方，让辩方包括被告事先准备，法庭上检察官即可采取列举证据和重点证据说明的方式举证，不再详细说明各项证据内容，从而减轻了举证负担。(https://www.daowen.com)

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开庭审判的刘汉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为例。该案36名被告，10多项罪名，案卷多达800多本。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避免在法庭上举证占用过多时间，庭前会议上，公诉人将举证提纲交全部辩护人，审判长要求辩护人开庭前向被告核实这些证据，法庭上公诉人采取成批举证，不再逐一出示证据，庭审调查的重点放在质证。该案分为6起案件分别起诉、审理，其中最长的开庭用时17天。试想，如无事先的证据信息知悉，而将庭审作为向被告告知人证信息的唯一空间，在主要被告因命运攸关极为关注人证证明内容的情况下，^〔6〕诉讼不知会拖延到何时。

该起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指导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指导公诉。如笔者曾在有关分析文章中指出的，办案律师在庭前告知被告证据内容，甚至将重要人证交被告阅读摘抄，作为举世瞩目的大案，在程序上具有示范效应。^〔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