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呈现权力型程序样态

我国刑事程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是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还是被追诉人的权利，从法律规范看还不够明确。从法律及解释性规范的具体内容分析，其“从宽”的实体和程序要求，具有权利属性，但程序的启动、推动、程序适用和实体处置的选择，则基本具有权力属性，对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的程序权利保障不足。^〔26〕就程序适用现状而言，似乎认罪认罚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恩赐”，是国家公权力对被追诉人的施舍，因此程序的启动或不启动，由检察机关决定。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即使申请，也无法定约束力，程序的启动与否取决于检察机关尤其是办案检察官的意愿，因此辩方启动此程序的申请权并无制度保障。程序的适用时机、适用方式，包括控罪与处罚的内容，亦由检察官决定，审判程序中则由法院决定，辩方影响力较小，此外，如文前所述，值班律师制度也形同虚设。因此有人称这种认罪认罚程序是“听取意见式程序”，而非认罪协商程序。^〔27〕从法律后果看，检察官意志基本决定案件的命运。嫌疑人在审判前认罪认罚并予具结，在法院一般应当接受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的规范之下，检察官的控诉已具有“类审判”功能，对案件处置基本具有决定性作用。(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