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断序　孙甫

古之史，《尚书》、《春秋》是也。二经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故百篇皆由圣人立，不以恶事名，虽桀、纣之恶，亦因汤、武之事而见，不特书也。但圣贤顺时通变，言与事各有所宜，为史者从而记之，又经圣人所定，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体虽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圣人出于季世，睹时之乱，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恶，而明之以王制。是圣人于衰乱之时，起至治之法，非谨其文，则不能正时事而垂大典矣。此《尚书》、《春秋》之体所以不同也。然《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间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辩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间有善事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辉光于世，此又所以为劝也。是《尚书》、《春秋》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杂乱而不明矣。然有识者短之，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比类固所失不细。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记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多不书，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尚书》虽不谨编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业，固载于《尧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载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犹是焉。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虽编年，经目其事，传载本末，迁立纪传，亦约是体，故刘餗《史例》曰：“传所以释纪，犹春秋之传焉”。此可见迁书之不失也。答云：《春秋》，圣人立法之书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断之，明治乱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数句，国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恶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见圣人之经所目之事，遂从而传之，虽不能深释圣人之法，记事次序，一用编年之体，非外《春秋》经目，独为纪也。迁之为纪也，周而上多载经典之事，固无所发明；至秦、汉纪，并直书其事，何尝有法。纪无法，传何释焉？此乃餗附迁而为之辞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乎？答曰：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必论其至，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

甫常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因读唐之诸书，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后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纵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乱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贞观功德之远也。《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记，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怪异猥俗，无所不有，治乱之迹，散于纪传中，杂而不显。此固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之本，一代兴衰之由也。观高祖至文宗《实录》，叙事详备，差胜于他书，其间文理明白者尤胜焉。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记事务广也；劝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贬不精也；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为编年之体，君臣之事多离而书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君臣善恶之细，四方事务之繁，或备书之，此于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据《实录》与《书》，兼采诸家著录，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修为《唐史记》。旧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违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书之法，虽宗二经文意，其体略与实录相类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乱，不可全法《尚书》《春秋》之体，又不敢僭作经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书，不尚纪传之体可矣；不为书志，则郊庙、礼乐、律历、灾祥之事，官职、刑法、食货、州郡之制，得无遗乎？答曰：郊庙而下，固国之巨典急务，但记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体，其备仪细文，则有司之书，各有司存，为史者难乎具载也。自康定元年修是书，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删润其文。后以官守少暇，未能备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虑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编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无疏略，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由，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论九十二首，观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为世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