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秦篆谱序　刘跂

《史记》载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县，立石刻辞。今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唯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莫可复见。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亦言，友人江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才有此数十字而已。

余以大观二年春，从二三乡人登泰山，宿绝顶，首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摹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余审观之，隐隐若有字痕，刮摩垢蚀，试令模以纸墨，渐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模之，然终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复宿岳上，亲以毡椎从事，校之他本，始为完善。盖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南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如此，广狭不等，居然可见。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词，以《史记》证之，文意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欧阳二公，初未尝到，惟凭工匠所说，无足怪；人多以二公为信，故亦不复详阅。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归，亲旧闻之，多来访问，倦于屡报，乃为此谱。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读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书之。其毁缺及漫灭不可见者，七十有六，以《史记》文足之，注其下。谱成，拓壁间，久幽沉晦之迹，今遂历然。秦至无义，不足论，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师。经千三百有余岁而复彰，兹可尚也。如“亲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作“垂”，“体”作“礼”，“昆”作“后”，则又史家差误，皆当以碑为正。其曰御史夫大者，大夫也。《庄子》曰：“且而属之夫。”夫卫宏曰：“古文一字两名，因就注之。”《史记》于琅琊台刻石，备列从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残字，亦有“五夫”字，然则夫从一大，因不复重出欤！